低碳经济生活个体企业应该怎么办
面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对中国以及全球经济的担忧，面对中国依然严峻的各类环境以及各类公共和社会问题，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关注以及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压力和忧虑，中国经济复苏计划的环境意义和对未来全球政治、经济和外交格局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恢复经济增长、维持经济增长本身。 中国能否借助于金融危机引发的产业调整可能性，尽快转向低碳化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国际位势的一个战略选择。因为它关乎到中国在国际社会未来的全球政治经济外交“生态格局”中的选择:我们是谁，准备做谁？中国的发展模式选择以及环境外交策略势必应该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出击”转变，这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和中国政府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态度和立场，更重要的是，它也关乎中国在未来全球世界经济、政治和外交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和领导力。 选择低碳发展模式做好重大战略调整 中国要不要向低碳化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在目前的国际经济政治和环境外交等诸多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关系处理上，已经不是战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战略选择的问题。 近些年关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型的讨论，主要是在两大背景下展开的。一是中国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环境污染问题突出、能源安全引起关注；二是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国际压力。中国政府强调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并促进从粗放型、资源消费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节约能源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低碳经济”也在这个过程中走入学术、决策和公众的视野。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长足发展，环境问题与环境危机凸现，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全球环境政治关系日趋密切，一体化特征日趋明显。中国必须直面的几个基本矛盾可以概括为:增长——发展——环境——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贫困缓解与环境保护和环境质量改进；区域不平衡和不均衡发展与污染产业的转移和迁移；环境资源如何在不同群体以及区域之间进行公平且有效率的分配或配置；如何在发挥经济比较优势的同时改进“可持续性”的出口问题(或可以简单地描述为出口产品留下污染)；环境资源富聚现象加剧与经济收入差距扩大相互交织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环境保护工作不断加强但依然是“旧账未清，又添新账”，必须同时削减存量、控制增量；同时局地——区域——全球环境问题相互叠加与复合、协同作用与协同成本和效益问题突出，要求从整合的角度综合考虑环境保护的路径选择。 中国经济自身也面临着上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挑战，加之下述因素的存在必然要求中国进行战略性的调整:外向型经济的困局；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变化和产业调整和可能以及相关政策走向，很可能引发和建立新的贸易秩序；气候变化新格局对于中国作为潜在的最大能源消费国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压力；美国和国际环境政策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贸易/交易与碳税的可能实施，又提出了中国如何避免可能出现的贸易壁垒问题。 面对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与全球环境压力，中国如何转“危”为“机”，寻求和建立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特征的中国发展模式，将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国的位势，也将对正在发展中和快速发展中国家具有示范作用，必然影响到未来全球的经济走向、环境与资源状况，乃至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和制衡关系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2008年暴发的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消极影响。危机暴发后，人们对全球治理模式产生了怀疑，同时，经济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等诸多问题叠加在一起，全球范围内都在酝酿着新的变革，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美国能源政策的不断深化。奥巴马上台后出台的能源新政策备受瞩目，尽管美国能源政策的转变已经数年，奥巴马则更明确地把它提到了外交和国际经济议程上。可以预期的是，未来的国际能源格局和国际政治、经济以及外交格局，都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当此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之际，无非是两种选择:一是扮演跟随者角色；二是争取变为主导者。在新格局中，中国将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过去，我们在外交上韬光养晦，在经济上“闷声发财”；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受关注的发展快速的经济体。但中国的环境问题依然严峻，能源消费总量、温室气体排放量都很高。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共同驱动因素(或者说压力)是能源问题。而中国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基础，对一些重要能源如石油等依赖于进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将不得不在政治上、军事上加强自己的力量，来保护能源的安全供给。由于基本上依赖工业高速增长来拉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因此，对自然资源与环境所造成的损害也基本上源于工业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特别是以化石燃料为主体的能源结构。有鉴于区域污染与气候变化紧密相关，改善局地污染和环境问题的努力会产生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次生效应，同样，控制温室气体减排也将带来局地和区域污染控制以及环境改善的次生效果。同时，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局地和区域的环境问题，都是发展问题，在减缓贫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改进经济成果和环境负担公平性的同时，如何在发展区域和国家经济的同时，改进环境质量、保护自然资本、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和环境质量需求，是中国面对的一个关键挑战。 对于中国而言，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或者说低消耗、低排放、高产出的增长模式，有助于改变产业结构、重置产业配置并在发展中均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对于面对严峻的区域污染问题和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压力的中国而言，无疑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发展模式选择。 综合以上这些因素，为了缓解国内环境问题压力、保障能源安全、提高经济增长的资源利用效率、应对气候变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已经势在必行。而向低碳经济的转型，或者促进经济发展的低碳化进程，也已经成为中国必须做出的战略选择，唯有如此，才可能以主动出击的方式应对未来国际经济、贸易和环境格局的变化。 此外，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也为中国加快向低碳化方向转型提供了重要机遇。中国过去多年来对高耗能产业投资较多，由此产生的技术寿命期一般是二三十年。也就是说，正常来讲我们要二三十年后才能有望对这些企业或行业做出调整。而这次经济危机对中国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影响很大，如果我们借此机会，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开发新的投资方向，那么经济危机很可能会成为解除高耗能产业技术锁定效应的契机。 中国主动向低碳化发展模式转型，会在应对国际压力、突破国内经济发展瓶颈两方面产生双重效应。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追求低碳化，并不是说低碳经济很快就能实现，因为产业结构和增长模式的调整都需要假以时日。但一定要先做好战略性转折的准备，包括树立强大的政治意愿、制订有效的政策、变革环境——发展治理模式、有效发挥企业的作用、提升公众的认识与行动等。 抓住重大发展机遇推进低碳经济实践 尽管对低碳经济有各种不同的概念界定，但其核心都是强调低消耗、低排放、高产出的增长模式。它涵盖了从原料开采、加工、使用和消费的各个过程，特别是低碳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低碳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以及低碳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对于中国而言，低碳经济不仅有助于改变产业结构、重置产业配置并在发展中均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减少环境污染，同时，也有助于中国在新一轮面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应对形势下的“新工业革命”的过程中提高国际竞争力。 第一，推进低碳经济实践，是有助于中国将后发劣势转变为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以及实现中国节能减排目标的重要路径。中国致力于不断改善民众生活、改进生活质量、缓解贫困的发展进程，面临着严峻的能源和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其未来势必面临着温室气体减排的巨大压力。在全球化过程中，作为发展中国家，无法遵循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增长路径，只能选择跨越式的发展，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赢的选择。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不仅需要有足够的环境容量资源，同时，也需要通过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技术和发展模式，保障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只能通过减少能源消耗、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可再生能源等低碳经济实践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改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低碳经济实践，无疑成为中国实现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第二，低碳经济以及与之相应的环保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中国实现能源消费结构转变、实现区域环境质量保护和应对全球挑战的双赢选择。低碳经济的核心要素，是一系列低碳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仅以清洁发展机制(C D M )市场的发展为例，2006年全球碳交易和CDM的碳交易市场达到300亿美元。截至2008年2月，中国的CDM项目涉及到的核证减排信用达到3637万吨，占全球的31.33％。如果CDM机制被充分利用，预计将有1000亿美元的资金从发达国家投向发展中国家。低碳经济在本质上是能源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调整问题，推动低碳经济实践，将意味着各类能源利用技术的研发和采用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这种实践，毫无疑问将有助于中国目前的一系列协调经济与环境措施的实现，包括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调整能源结构，以及改变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等。 第三，鼓励低碳经济实践，有助于推进中国的技术创新过程，突破现在已有的和未来可能存在的技术和贸易壁垒。目前，面对气候变化压力，主要的发达国家都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技术开发和储备，面对这样一种国际经济和技术发展格局，中国企业必须在新一轮的竞争中，通过技术创新，改进和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同时，避免可能的技术和贸易壁垒对中国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四，低碳经济实践有助于降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污染转移和转嫁的风险。 研究核心环境问题转变环境外交策略 战略制定和战略调整以及对策的提出，在于知己知彼，且对各种可能的行动和策略方案的利弊有清醒的认识。因此，需要对国际环境问题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经济影响的本质有清晰的认识和判断；需要对其他国家可能实施的措施及其影响进行清醒的分析；更需要对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与贸易格局中可能发生的作用和地位进行审慎分析。 第一，科学认识的增进。这包括:中国局部——区域污染问题与气候变化问题之间的关联与协同效应，以及气候变化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核心研究中国改进局地和区域环境的努力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对局地和区域环境问题解决的可能影响；识别具有共生效益的领域以及各类改进措施的共生效益和成本的排序；识别中国策略的优先领域和优先对策选择；研究和分析减排与适应性策略选择的影响和作用。 第二，研究和分析国际环境政治格局可能发生的变化及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应该关注和研究欧盟、美国、日本的气候变化对策及其国内环境——气候政策的变化；对由气候变化可能形成的新的世界环境政治格局变化进行跟踪并做出判断，识别和分析新的利益集团及其相互的博弈和制衡关系；关注和研究欧盟——美国——日本之间以及各自与中国的环境外交方式、合作与博弈关系和制衡关系的变化，以及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的变化；研究中国气候变化的各种可能态度对国际环境政治博弈和制衡关系的走向的影响，以及与中国整体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定位的影响。 第三，其他国家环境——气候变化的可能对策和政策对中国的影响。应重点关注全球碳排放交易、碳税、碳标识制度以及可能出现的“产品和生产过程碳含量”贸易规则对中国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以及贸易可能产生的影响。 根据上述分析，中国应该进行总体策略转变，即变被动环境外交为主动环境外交，从规则遵从者向规则和秩序建立者转变，树立与中国经济总量和大国体量相符合的负责任大国的国际环境外交形象。 可能的策略选择应该包括:强调气候变化纳入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整体框架中；强调国内环境问题——贫困缓解(区域均衡发展)与气候变化的协同解决；强调减排与适应性对策并重；推动国际气候变化的谈判，在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基础上，在不承担政治承诺的前提下，突出强调中国自愿推进低碳化进程。 创新环境管理制度完善低碳激励机制 如果我们认同低碳经济意味着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以及相应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那么，必须明确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和产业发展的激励机制。首先，市场需求会引导产业和技术创新的走向。尽管低碳产品和技术存在着一定的市场需求，但是，依然是一个需要创建的市场，因此，政府的相关政策导向，将直接决定市场容量的大小，包括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等；其次，经济激励以及建立一个提高低碳经济和产业竞争性的市场价格信号。惟有如此，才能够为低碳经济实践创造利润空间，推进向低碳经济实践的实质性投资投入，进而促进技术的研发和采用，以及相关的生产和消费行为的改进。
促进改进区域环境质量和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对中国的环境管理制度进行变革和创新，并将其纳入环境管理制度变革的议事日程。其核心是建立中国环境污染预防与控制的长效机制，通过各种局地环境质量改善的政策和激励机制，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因此，首先应明确各级政府应对国内与全球环境问题的政治意愿；致力于应对国内和全球环境问题的制度环境建立。这包括环境管理的社会基础设施体系的建立和建设，使绿色经济或者绿化的经济组分具有竞争性，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正向行为激励)、促进低碳化进程、抑制或者扭转环境成本持续增加的趋势。特别是有效规制各类主体行为、限制各类环境寻租行为。相关的政策和制度至少应包括: 第一，从末端管理到全过程管理。即从关注环境问题的控制与治理，到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以及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和环境损害的控制和修复的全过程的监管和调控。 第二，从单一污染物到多种污染物联合控制战略。不仅关注SO2、颗粒物、NOx等，还要同时根据其他的污染物(如重金属等)，以及具有全球影响的污染物和物质(如温室气体等)，制订多种污染物的控制战略。通过多种污染物控制，有助于社会制订长期的环境管理战略，并有可能因为这样的战略实施，从长期而言，获取多种污染物联合控制所可能产生的共同效益，包括局地污染控制的全球环境效益和全球环境保护的局地污染控制效益。 第三，从属地管理到区域管理的转变，通过区域联动实现区域环境与发展的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并有效避免污染产业的国际迁移和国内迁移。 第四，在调控手段的使用上，强调从行政命令到依法行为、依法行政、行为激励等多种政策手段的组合。在整体制度环境建设的基础上，推进各类环境经济政策，特别是一体化的生态服务和环境市场创建，以及旨在环境成本内在化(比如税收或者相关政策)引致的价格信号，从而激励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以及低碳化经济组分与技术的市场竞争力发挥。缓解绿色贫困问题、促进环境资源在区域以及人群(利益主体)间的公平和效率配置。 第五，充分发挥价格的杠杆作用。价格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其能否反映真实的社会成本，直接影响了技术效率、经济效率、自然效率和社会效率之间运作的相互关系，进而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通过定价政策，致力于利用市场长期的制度建设，包括税收/排污权交易、环境补偿和生态补偿等。需要解决资源和环境的有效价格信号问题，包括实施环境税和能源税、资源税等。推迟相关措施的实施，甚至容忍对资源占用以及环境容量无偿或低价占用，难以实现经济增长成果和环境保护效果以及相关成本的有效率和公平分享或承担。 第六，从单纯依靠政府或者完全由政府主导，到政府——企业——消费者的合作和相互约制关系的建立。从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转变。同时，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有了负责任的政府，才可能有负责任的企业，也才会有效推进消费为环境负责的理念。 第七，中国应尽快研究并推行碳排放绩效标准。中国在向低碳化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应继续把节能作为指标。因为节能本身也意味着碳减排的可能性。同时，也可以根据节能目标，自己确定一个碳减排的目标，因为二者会在缓解国内、国际环境上产生协同效应。即便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也要保证8％的增长率。如此，即便能源效率不断改进，能源消耗总量也可能还会增加，碳排放量也可能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制订碳排放的绩效标准，即每新增一个单位GDP，排放的二氧化碳的减量化，应予以考虑。节能指标与碳排放绩效指标的共同实施，既能为改善整体环境绩效做贡献，同时也不会与国内、国际环境外交的政治立场冲突。更重要的是将体现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积极主动的姿态，向全社会释放出强烈的信号，促进资本、技术、人才向低碳化产业和产品流动，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 政府做好角色定位发挥正向促进作用 现在，中国有能力也有可能去冷静思考一些长效政策和制度安排。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由一个特别贫困、几乎千疮百孔的社会，在向成长型的社会进步，我们已经累积了相当的经济资源，也有一定的社会资本。 向低碳化经济发展模式转型，首先需要做出非常明确的战略考虑，而一旦制定了战略，必然要求有相关的政策信号提供和释放出来，并通过制度的改进，引导市场的公平竞争，发挥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相互制衡、相互激励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政府做好角色定位，致力于建设良好的制度环境、进行政策引导尤为重要。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如何善用公共权利，构建高效、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中国存在的问题是，虽然制定了很多政策，但因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地大人多、问题错综复杂等原因，其力度不能发挥到极致。不管是什么原因，其直接后果都是出台相关政策的政府部门、行政主管部门的公信力下降。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是在特定的、预期的情况下构建其行为模式的。如果政府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强政府提供的外部政策杠杆信号稍微发生变化，又在大部分人几乎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进行调控，就会导致调整成本非常高。还有一种可能是放弃调整，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因此，需要致力于从运动式的管理模式向长效的政策激励机制转变。 另外，中国强政府的特点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面对危机时能显现出它的优点。但强政府并不意味着政府的政策一定要以强力推动的方式去实现，还需要充分考虑政策对象的特点与需求，致力于行为改变和行为激励(包括负向激励和正向激励)，而不仅仅是行为约束。这样，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和政策对象之间才能良性互动。 企业既是政策对象，也是市场主体。对于企业来说，政府的规制作用特别重要。企业有多种类型，如中规中矩型(这类企业严格按照政策走向运作)、喜好风险型(或者说前沿型，这类企业爱探索新问题、新领域)、寻租型(这类企业可以钻任何政策的空子)等。一个良好的政策或制度环境，应该让那些具有前瞻性的并且能够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企业很好地发展。如果我们一方面鼓励或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为节能减排做贡献；另一方面又没有严格执行环境政策，一些企业继续排污并且不受到惩罚，长此以往，很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环境。 同时，公众权利的有效发挥是降低政府监管成本的最好方式。公众享有对环境的基本权利，例如清洁空气、清洁水的权利等，对于这些权利，我们要予以支持和保障。同时，公众也拥有与环境改善相关的责任。要让公众的环境责任得到落实，政府应该给予公众相应的“权利束”:合适的环境知情权、受到环境损害时的索赔权、环境监督权等。 在环境——发展领域，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公民社会需要作为个体的人是一个有能力、行动力和负责任的公民，是公民权利和权力、公民责任、公民义务承担者的整合。公民参与环境保护包含多个层面，概括起来可以用“不以事小而不为、不以事小而乱为”来表示。首先，强调洁身自好，即提高自身环境意识并落实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和点点滴滴；其次，以己及人、推己及人，通过各种方式以及自身的行动影响他人的环境行为；第三，发挥消费者的力量，遵从“消费为环境负责”的理念，通过产品购买和各类消费行为影响企业的生产行为；第四，发挥公民的力量，依法行使公民对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公共事务的环境知情权，受到环境损害时的索赔权以及环境监督权。（作者系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大学环境与经济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