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河航运史？(辽河航运史？)
辽河航运史？
辽河同其它大江大河一样，养育了无数的辽河儿女，孕育了无比灿烂的辽河文化。辽河通航历史悠久，早在汉魏时期，东吴孙权于嘉禾二年(233年)派遣庞大的东吴船队，从东海一路来到渤海并溯辽河北上，抵达辽阳。辽、金、元以后，有关辽河航运的记载屡见不鲜。明清时期，辽河是运送军粮的主要通道。1626年正月十四，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宁远，结果被明朝大炮击伤。八月十一日，在清河结束疗养的努尔哈赤坐船返回沈阳，结果船行至距沈阳40里的瑷鸡堡与世长辞。
日俄战争后，随着京奉、南满、四郑等铁路相继建成，辽河运输量愈来愈少。1977年，田庄台辽河大桥通车后，沿河物资运输多放弃水路。到1985年，大辽河田庄台以上区段基本停航，辽河航运逐渐成为了历史。
东吴孙权的船队直抵辽阳
辽河源自内蒙，先后汇入老哈河、东辽河、清河、柴河、汎河、懿路河、三岔河后，又与浑河、太子河两大支流汇合，一路弯弯曲曲，经田庄台后，在营口入海，总长2,400多公里。辽河河道虽长，但适合行船的航道并不长，主航道600多公里，支流太子河、浑河各约200公里，总长大致在1000公里左右。
辽河通航历史悠久，早在汉魏时期，辽河航运已具规模。据《三国志·吴志》记载，东吴孙权于嘉禾二年(233年)“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贺、九锡备物，乘海受渊”。渊即公孙渊，驻地襄平(今辽阳市)。孙权派遣的这支庞大的东吴船队，从东海一路来到渤海并溯辽河北上，抵达辽阳，可见当时辽河的航运能力之强。
辽、金、元以后，有关辽河航运的记载屡见不鲜，金王寂著的《辽东行部志》以及《元史·罗壁传》都有“运槽辽东”、“溯辽河以运军粮”的记述，说明辽河航运已相当发达。
明清时期，辽河是运送军粮的主要通道。特别是清康熙年间，为运送军粮，抵御沙俄的侵略，清廷还特意在巨流河渡口、乌喇(吉林省境内)等地分别修造船只百余艘，作为官船运送军粮。同时在辽河上游的邓子村、伊屯河流经的伊屯门(伊通县)等地筑仓储存军粮。辽河两岸粮米由各庄屯统一征收，分春秋两季用船运至邓子村粮库。邓子村至伊屯门不通水路，需换装车辆运送，到达伊屯门后，再次装船沿松花江运到各个军营。这一水陆联运线的开辟，不仅保证了雅克萨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同时也促进了东北经济的发展。
营口代替牛庄开埠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英法等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增开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台南、淡水、潮州、登州、牛庄等港口。牛庄即今海城市牛庄镇。历史上牛庄确是闻名东北的港口，由于辽河下游流水平缓，泥沙淤积，致使河道变迁，牛庄便由港口变为陆地上的贸易中心，但依然管辖小姐庙、田庄台、没沟营三个码头，没沟营也称营口。
1861年5月，英国首任驻牛庄领事托马斯乘“斯福因库斯”号来到牛庄，在他考察了小姐庙、田庄台、没沟营三个码头后，与清政府派驻牛庄负责通商事宜的乌勒洪额、山海关监督福瑞、牛庄防守尉毓昌、海城县知事张鼎镛进行了会谈。由于小姐庙河水淤浅航行不便，没沟营又距海口甚近，水深河阔，且码头靠城，是开埠通商最佳之地。于是托马斯提议将商埠改在牛庄属下的没沟营。清政府谈判官员知道早有移地开埠先例，没沟营又是牛庄辖地与条约无违，便予以默许。不久，英国领事馆在没沟营的东营子三义庙(现营口日报社附近)租赁民房开馆，营口代替牛庄开埠。
营口开埠通商后，带动了辽河航运能力的不断增强，主要表现在辽河沿岸新兴了一些航运码头,延长了辽河通航的距离。当时的辽河水运由营口经田庄台、辽中、新民、法库门、铁岭、开原直通三江口，形成625公里的黄金水道。
辽河航道上田庄台最繁荣
田庄台是辽河上最大的码头，东北地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被清政府称为“商贾辐辏之地”。田庄台至三江口“八百里河道，帆樯林立、往来如梭”。当时的田庄台，南起保灵宫，北至曹家湾子，仅8里长的沿河两岸，就有码头10余处。“天兴跳”、“二官跳”是粮油花纱杂货码头;东河沿为木材、煤炭码头;一面街是蔬菜码头;“万金永”则是堆放芦苇、柴草的码头;官码头和蔡家屯是摆渡行人的客运码头。真可谓“八里河岸，泊船上千;市井繁华，铺户栉比”。
繁荣的港口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当时，田庄台有各种店铺300多家，其中营业多年的老字号就有二百多家。永裕昌、广永茂、义顺华、双兴合、永源盛、人合号、泰合斋、天一堂八大商号，更是蜚声关内外。东粮市、柴草市、席市、肉市、鱼市、菜市、估衣市、牲口市、工夫市也十分兴旺，常年人流不断。
当时进出田庄台码头的船型很多，除帆船、驳船外，还有往来于营口与田庄台的“小火轮”，从开河至封冻，往来船只多达两万艘。这些船上行装载着粤、闽、浙、苏、鲁、川等省出产的绸缎、布匹、药材、茶叶、瓷器、漆器、竹器及日用杂品等，通过田庄台码头销往东北各地;下行时装载着东北平原出产的高粱、木材、大豆、皮毛，通过渤海、东海或者大运河远销江南。明清时期的田庄台是东北三省内河航运最大的通商口岸以及农副产品的集散地。
努尔哈赤死在浑河上
辽河的两大支流---太子河和浑河，总计有400多公里的航线，虽然不太适合大型船只航行，但小型船只如拉网艚子、舢舨、牛船等航行自如，渡人、捕鱼、运粮、运货样样皆可。在丰水期，有的路段，大型船只也可通航，如历史上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龙船。
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十四，努尔哈赤率兵伐明，进攻宁远城(兴城)，明朝守将袁崇焕用红夷大炮将努尔哈赤击伤。据明张岱所著《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记载：红夷大炮曾轰击了一个“裨王”，八旗官兵“用红布裹着哭号着抬走撤退”。有人认为这个“裨王”就是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受伤被抬到沈阳后，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病情有所稳定，于是在七月廿三日去清河温泉继续休养治疗。为了尽快康复，八月初一日，努尔哈赤派侄儿阿敏回沈阳祭拜堂子。可能是心理作用，也可能是“回光返照”，阿敏祭拜后，努尔哈赤顿觉周身舒展，神情愉悦。于是急着要返回沈阳。
从清河疗养地返回沈阳，走水路快捷便利。于是，努尔哈赤的大型船队由太子河顺流而下，驶向沈阳。八月初七日，努尔哈赤的病情突然加重，高烧使他一时昏迷一时清醒，他不得不紧急谕令大福晋阿巴亥乘船前来迎驾。不久，两船在浑河上汇合，大福晋阿巴亥登上了努尔哈赤的龙船。在最后的几天里，除了佣人和亲兵，船上只有大福晋陪伴着他。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船行至距沈阳40里的瑷鸡堡，这位后金国的开创者，大清王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与世长辞，终年68岁。
铁路使辽河航运日渐衰落
日俄战争后，由于政治、经济以及自然情况的进一步变化，辽河航运渐渐失去了原有的重要地位。京奉、南满、四郑等铁路相继建成后，特别是日本侵略者提出经营满洲商务以大连为中心的“大连中心主义”后，辽河运输量愈来愈少。以郑家屯为例： 1914年，郑家屯农产品利用水路运输为70%，利用马车运输为30%，四郑铁路开通后的第一年(1918年)，马车运输为零，铁路、水运各占50%，到1919年，水运只占3.5%，其余大部为铁路所运。此外，光绪三十二年，日商承建辽河新民段巨流河桥时，有意降低桥梁高度，小船勉强通过，帆船必须放倒桅杆才能通过，大船根本无法通过。日商的蓄意破坏，也是辽河航运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同关内各地的贸易往来减少，加上日本侵略者实行限制中国航运业的政策，辽河水上运输更趋萧条，船只日渐减少。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只剩下几百艘木帆船在辽河下游进行运输。
新中国成立后，交通部门对辽河运输进行了整顿，到1952年，辽河从事水上运输的船舶又增加到1000余艘。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又相继在营口、田庄台等处设立航运机构，在巨流河成立航道工程队，对辽河中段航道进行整治，打通了卡力马至巨流河99公里的航线，辽河通航里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3公里发展到531公里，船舶可从营口上达新民。
但自1961年以后，由于航运很难与火车、汽车竞争，导致航运日益衰退。上世纪70年代，拖驳船主要航行于营口至田庄台、三岔河、小姐庙及盖县团山子、鲅鱼圈之间，往返运输煤炭、木材、草制品和砂石材料等。1977年，田庄台辽河大桥通车后，沿河物资运输多放弃水路，改走陆路。到1985年，辽河下游只剩季节性区段运输，大辽河田庄台以上区段基本停航，田庄台以下45公里仅有3艘100吨级的船舶从事运输，年货运量已微乎其微了，辽河航运逐渐成为了历史。
辽河航运史？
辽河同其它大江大河一样，养育了无数的辽河儿女，孕育了无比灿烂的辽河文化。辽河通航历史悠久，早在汉魏时期，东吴孙权于嘉禾二年(233年)派遣庞大的东吴船队，从东海一路来到渤海并溯辽河北上，抵达辽阳。辽、金、元以后，有关辽河航运的记载屡见不鲜。明清时期，辽河是运送军粮的主要通道。1626年正月十四，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宁远，结果被明朝大炮击伤。八月十一日，在清河结束疗养的努尔哈赤坐船返回沈阳，结果船行至距沈阳40里的瑷鸡堡与世长辞。
日俄战争后，随着京奉、南满、四郑等铁路相继建成，辽河运输量愈来愈少。1977年，田庄台辽河大桥通车后，沿河物资运输多放弃水路。到1985年，大辽河田庄台以上区段基本停航，辽河航运逐渐成为了历史。
东吴孙权的船队直抵辽阳
辽河源自内蒙，先后汇入老哈河、东辽河、清河、柴河、汎河、懿路河、三岔河后，又与浑河、太子河两大支流汇合，一路弯弯曲曲，经田庄台后，在营口入海，总长2,400多公里。辽河河道虽长，但适合行船的航道并不长，主航道600多公里，支流太子河、浑河各约200公里，总长大致在1000公里左右。
辽河通航历史悠久，早在汉魏时期，辽河航运已具规模。据《三国志·吴志》记载，东吴孙权于嘉禾二年(233年)“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贺、九锡备物，乘海受渊”。渊即公孙渊，驻地襄平(今辽阳市)。孙权派遣的这支庞大的东吴船队，从东海一路来到渤海并溯辽河北上，抵达辽阳，可见当时辽河的航运能力之强。
辽、金、元以后，有关辽河航运的记载屡见不鲜，金王寂著的《辽东行部志》以及《元史·罗壁传》都有“运槽辽东”、“溯辽河以运军粮”的记述，说明辽河航运已相当发达。
明清时期，辽河是运送军粮的主要通道。特别是清康熙年间，为运送军粮，抵御沙俄的侵略，清廷还特意在巨流河渡口、乌喇(吉林省境内)等地分别修造船只百余艘，作为官船运送军粮。同时在辽河上游的邓子村、伊屯河流经的伊屯门(伊通县)等地筑仓储存军粮。辽河两岸粮米由各庄屯统一征收，分春秋两季用船运至邓子村粮库。邓子村至伊屯门不通水路，需换装车辆运送，到达伊屯门后，再次装船沿松花江运到各个军营。这一水陆联运线的开辟，不仅保证了雅克萨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同时也促进了东北经济的发展。
营口代替牛庄开埠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英法等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增开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台南、淡水、潮州、登州、牛庄等港口。牛庄即今海城市牛庄镇。历史上牛庄确是闻名东北的港口，由于辽河下游流水平缓，泥沙淤积，致使河道变迁，牛庄便由港口变为陆地上的贸易中心，但依然管辖小姐庙、田庄台、没沟营三个码头，没沟营也称营口。
1861年5月，英国首任驻牛庄领事托马斯乘“斯福因库斯”号来到牛庄，在他考察了小姐庙、田庄台、没沟营三个码头后，与清政府派驻牛庄负责通商事宜的乌勒洪额、山海关监督福瑞、牛庄防守尉毓昌、海城县知事张鼎镛进行了会谈。由于小姐庙河水淤浅航行不便，没沟营又距海口甚近，水深河阔，且码头靠城，是开埠通商最佳之地。于是托马斯提议将商埠改在牛庄属下的没沟营。清政府谈判官员知道早有移地开埠先例，没沟营又是牛庄辖地与条约无违，便予以默许。不久，英国领事馆在没沟营的东营子三义庙(现营口日报社附近)租赁民房开馆，营口代替牛庄开埠。
营口开埠通商后，带动了辽河航运能力的不断增强，主要表现在辽河沿岸新兴了一些航运码头,延长了辽河通航的距离。当时的辽河水运由营口经田庄台、辽中、新民、法库门、铁岭、开原直通三江口，形成625公里的黄金水道。
辽河航道上田庄台最繁荣
田庄台是辽河上最大的码头，东北地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被清政府称为“商贾辐辏之地”。田庄台至三江口“八百里河道，帆樯林立、往来如梭”。当时的田庄台，南起保灵宫，北至曹家湾子，仅8里长的沿河两岸，就有码头10余处。“天兴跳”、“二官跳”是粮油花纱杂货码头;东河沿为木材、煤炭码头;一面街是蔬菜码头;“万金永”则是堆放芦苇、柴草的码头;官码头和蔡家屯是摆渡行人的客运码头。真可谓“八里河岸，泊船上千;市井繁华，铺户栉比”。
繁荣的港口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当时，田庄台有各种店铺300多家，其中营业多年的老字号就有二百多家。永裕昌、广永茂、义顺华、双兴合、永源盛、人合号、泰合斋、天一堂八大商号，更是蜚声关内外。东粮市、柴草市、席市、肉市、鱼市、菜市、估衣市、牲口市、工夫市也十分兴旺，常年人流不断。
当时进出田庄台码头的船型很多，除帆船、驳船外，还有往来于营口与田庄台的“小火轮”，从开河至封冻，往来船只多达两万艘。这些船上行装载着粤、闽、浙、苏、鲁、川等省出产的绸缎、布匹、药材、茶叶、瓷器、漆器、竹器及日用杂品等，通过田庄台码头销往东北各地;下行时装载着东北平原出产的高粱、木材、大豆、皮毛，通过渤海、东海或者大运河远销江南。明清时期的田庄台是东北三省内河航运最大的通商口岸以及农副产品的集散地。
努尔哈赤死在浑河上
辽河的两大支流---太子河和浑河，总计有400多公里的航线，虽然不太适合大型船只航行，但小型船只如拉网艚子、舢舨、牛船等航行自如，渡人、捕鱼、运粮、运货样样皆可。在丰水期，有的路段，大型船只也可通航，如历史上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龙船。
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十四，努尔哈赤率兵伐明，进攻宁远城(兴城)，明朝守将袁崇焕用红夷大炮将努尔哈赤击伤。据明张岱所著《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记载：红夷大炮曾轰击了一个“裨王”，八旗官兵“用红布裹着哭号着抬走撤退”。有人认为这个“裨王”就是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受伤被抬到沈阳后，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病情有所稳定，于是在七月廿三日去清河温泉继续休养治疗。为了尽快康复，八月初一日，努尔哈赤派侄儿阿敏回沈阳祭拜堂子。可能是心理作用，也可能是“回光返照”，阿敏祭拜后，努尔哈赤顿觉周身舒展，神情愉悦。于是急着要返回沈阳。
从清河疗养地返回沈阳，走水路快捷便利。于是，努尔哈赤的大型船队由太子河顺流而下，驶向沈阳。八月初七日，努尔哈赤的病情突然加重，高烧使他一时昏迷一时清醒，他不得不紧急谕令大福晋阿巴亥乘船前来迎驾。不久，两船在浑河上汇合，大福晋阿巴亥登上了努尔哈赤的龙船。在最后的几天里，除了佣人和亲兵，船上只有大福晋陪伴着他。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船行至距沈阳40里的瑷鸡堡，这位后金国的开创者，大清王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与世长辞，终年68岁。
铁路使辽河航运日渐衰落
日俄战争后，由于政治、经济以及自然情况的进一步变化，辽河航运渐渐失去了原有的重要地位。京奉、南满、四郑等铁路相继建成后，特别是日本侵略者提出经营满洲商务以大连为中心的“大连中心主义”后，辽河运输量愈来愈少。以郑家屯为例： 1914年，郑家屯农产品利用水路运输为70%，利用马车运输为30%，四郑铁路开通后的第一年(1918年)，马车运输为零，铁路、水运各占50%，到1919年，水运只占3.5%，其余大部为铁路所运。此外，光绪三十二年，日商承建辽河新民段巨流河桥时，有意降低桥梁高度，小船勉强通过，帆船必须放倒桅杆才能通过，大船根本无法通过。日商的蓄意破坏，也是辽河航运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同关内各地的贸易往来减少，加上日本侵略者实行限制中国航运业的政策，辽河水上运输更趋萧条，船只日渐减少。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只剩下几百艘木帆船在辽河下游进行运输。
新中国成立后，交通部门对辽河运输进行了整顿，到1952年，辽河从事水上运输的船舶又增加到1000余艘。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又相继在营口、田庄台等处设立航运机构，在巨流河成立航道工程队，对辽河中段航道进行整治，打通了卡力马至巨流河99公里的航线，辽河通航里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3公里发展到531公里，船舶可从营口上达新民。
但自1961年以后，由于航运很难与火车、汽车竞争，导致航运日益衰退。上世纪70年代，拖驳船主要航行于营口至田庄台、三岔河、小姐庙及盖县团山子、鲅鱼圈之间，往返运输煤炭、木材、草制品和砂石材料等。1977年，田庄台辽河大桥通车后，沿河物资运输多放弃水路，改走陆路。到1985年，辽河下游只剩季节性区段运输，大辽河田庄台以上区段基本停航，田庄台以下45公里仅有3艘100吨级的船舶从事运输，年货运量已微乎其微了，辽河航运逐渐成为了历史。
辽河航运史？
辽河同其它大江大河一样，养育了无数的辽河儿女，孕育了无比灿烂的辽河文化。辽河通航历史悠久，早在汉魏时期，东吴孙权于嘉禾二年(233年)派遣庞大的东吴船队，从东海一路来到渤海并溯辽河北上，抵达辽阳。辽、金、元以后，有关辽河航运的记载屡见不鲜。明清时期，辽河是运送军粮的主要通道。1626年正月十四，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宁远，结果被明朝大炮击伤。八月十一日，在清河结束疗养的努尔哈赤坐船返回沈阳，结果船行至距沈阳40里的瑷鸡堡与世长辞。
日俄战争后，随着京奉、南满、四郑等铁路相继建成，辽河运输量愈来愈少。1977年，田庄台辽河大桥通车后，沿河物资运输多放弃水路。到1985年，大辽河田庄台以上区段基本停航，辽河航运逐渐成为了历史。
东吴孙权的船队直抵辽阳
辽河源自内蒙，先后汇入老哈河、东辽河、清河、柴河、汎河、懿路河、三岔河后，又与浑河、太子河两大支流汇合，一路弯弯曲曲，经田庄台后，在营口入海，总长2,400多公里。辽河河道虽长，但适合行船的航道并不长，主航道600多公里，支流太子河、浑河各约200公里，总长大致在1000公里左右。
辽河通航历史悠久，早在汉魏时期，辽河航运已具规模。据《三国志·吴志》记载，东吴孙权于嘉禾二年(233年)“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贺、九锡备物，乘海受渊”。渊即公孙渊，驻地襄平(今辽阳市)。孙权派遣的这支庞大的东吴船队，从东海一路来到渤海并溯辽河北上，抵达辽阳，可见当时辽河的航运能力之强。
辽、金、元以后，有关辽河航运的记载屡见不鲜，金王寂著的《辽东行部志》以及《元史·罗壁传》都有“运槽辽东”、“溯辽河以运军粮”的记述，说明辽河航运已相当发达。
明清时期，辽河是运送军粮的主要通道。特别是清康熙年间，为运送军粮，抵御沙俄的侵略，清廷还特意在巨流河渡口、乌喇(吉林省境内)等地分别修造船只百余艘，作为官船运送军粮。同时在辽河上游的邓子村、伊屯河流经的伊屯门(伊通县)等地筑仓储存军粮。辽河两岸粮米由各庄屯统一征收，分春秋两季用船运至邓子村粮库。邓子村至伊屯门不通水路，需换装车辆运送，到达伊屯门后，再次装船沿松花江运到各个军营。这一水陆联运线的开辟，不仅保证了雅克萨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同时也促进了东北经济的发展。
营口代替牛庄开埠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英法等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增开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台南、淡水、潮州、登州、牛庄等港口。牛庄即今海城市牛庄镇。历史上牛庄确是闻名东北的港口，由于辽河下游流水平缓，泥沙淤积，致使河道变迁，牛庄便由港口变为陆地上的贸易中心，但依然管辖小姐庙、田庄台、没沟营三个码头，没沟营也称营口。
1861年5月，英国首任驻牛庄领事托马斯乘“斯福因库斯”号来到牛庄，在他考察了小姐庙、田庄台、没沟营三个码头后，与清政府派驻牛庄负责通商事宜的乌勒洪额、山海关监督福瑞、牛庄防守尉毓昌、海城县知事张鼎镛进行了会谈。由于小姐庙河水淤浅航行不便，没沟营又距海口甚近，水深河阔，且码头靠城，是开埠通商最佳之地。于是托马斯提议将商埠改在牛庄属下的没沟营。清政府谈判官员知道早有移地开埠先例，没沟营又是牛庄辖地与条约无违，便予以默许。不久，英国领事馆在没沟营的东营子三义庙(现营口日报社附近)租赁民房开馆，营口代替牛庄开埠。
营口开埠通商后，带动了辽河航运能力的不断增强，主要表现在辽河沿岸新兴了一些航运码头,延长了辽河通航的距离。当时的辽河水运由营口经田庄台、辽中、新民、法库门、铁岭、开原直通三江口，形成625公里的黄金水道。
辽河航道上田庄台最繁荣
田庄台是辽河上最大的码头，东北地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被清政府称为“商贾辐辏之地”。田庄台至三江口“八百里河道，帆樯林立、往来如梭”。当时的田庄台，南起保灵宫，北至曹家湾子，仅8里长的沿河两岸，就有码头10余处。“天兴跳”、“二官跳”是粮油花纱杂货码头;东河沿为木材、煤炭码头;一面街是蔬菜码头;“万金永”则是堆放芦苇、柴草的码头;官码头和蔡家屯是摆渡行人的客运码头。真可谓“八里河岸，泊船上千;市井繁华，铺户栉比”。
繁荣的港口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当时，田庄台有各种店铺300多家，其中营业多年的老字号就有二百多家。永裕昌、广永茂、义顺华、双兴合、永源盛、人合号、泰合斋、天一堂八大商号，更是蜚声关内外。东粮市、柴草市、席市、肉市、鱼市、菜市、估衣市、牲口市、工夫市也十分兴旺，常年人流不断。
当时进出田庄台码头的船型很多，除帆船、驳船外，还有往来于营口与田庄台的“小火轮”，从开河至封冻，往来船只多达两万艘。这些船上行装载着粤、闽、浙、苏、鲁、川等省出产的绸缎、布匹、药材、茶叶、瓷器、漆器、竹器及日用杂品等，通过田庄台码头销往东北各地;下行时装载着东北平原出产的高粱、木材、大豆、皮毛，通过渤海、东海或者大运河远销江南。明清时期的田庄台是东北三省内河航运最大的通商口岸以及农副产品的集散地。
努尔哈赤死在浑河上
辽河的两大支流---太子河和浑河，总计有400多公里的航线，虽然不太适合大型船只航行，但小型船只如拉网艚子、舢舨、牛船等航行自如，渡人、捕鱼、运粮、运货样样皆可。在丰水期，有的路段，大型船只也可通航，如历史上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龙船。
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十四，努尔哈赤率兵伐明，进攻宁远城(兴城)，明朝守将袁崇焕用红夷大炮将努尔哈赤击伤。据明张岱所著《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记载：红夷大炮曾轰击了一个“裨王”，八旗官兵“用红布裹着哭号着抬走撤退”。有人认为这个“裨王”就是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受伤被抬到沈阳后，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病情有所稳定，于是在七月廿三日去清河温泉继续休养治疗。为了尽快康复，八月初一日，努尔哈赤派侄儿阿敏回沈阳祭拜堂子。可能是心理作用，也可能是“回光返照”，阿敏祭拜后，努尔哈赤顿觉周身舒展，神情愉悦。于是急着要返回沈阳。
从清河疗养地返回沈阳，走水路快捷便利。于是，努尔哈赤的大型船队由太子河顺流而下，驶向沈阳。八月初七日，努尔哈赤的病情突然加重，高烧使他一时昏迷一时清醒，他不得不紧急谕令大福晋阿巴亥乘船前来迎驾。不久，两船在浑河上汇合，大福晋阿巴亥登上了努尔哈赤的龙船。在最后的几天里，除了佣人和亲兵，船上只有大福晋陪伴着他。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船行至距沈阳40里的瑷鸡堡，这位后金国的开创者，大清王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与世长辞，终年68岁。
铁路使辽河航运日渐衰落
日俄战争后，由于政治、经济以及自然情况的进一步变化，辽河航运渐渐失去了原有的重要地位。京奉、南满、四郑等铁路相继建成后，特别是日本侵略者提出经营满洲商务以大连为中心的“大连中心主义”后，辽河运输量愈来愈少。以郑家屯为例： 1914年，郑家屯农产品利用水路运输为70%，利用马车运输为30%，四郑铁路开通后的第一年(1918年)，马车运输为零，铁路、水运各占50%，到1919年，水运只占3.5%，其余大部为铁路所运。此外，光绪三十二年，日商承建辽河新民段巨流河桥时，有意降低桥梁高度，小船勉强通过，帆船必须放倒桅杆才能通过，大船根本无法通过。日商的蓄意破坏，也是辽河航运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同关内各地的贸易往来减少，加上日本侵略者实行限制中国航运业的政策，辽河水上运输更趋萧条，船只日渐减少。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只剩下几百艘木帆船在辽河下游进行运输。
新中国成立后，交通部门对辽河运输进行了整顿，到1952年，辽河从事水上运输的船舶又增加到1000余艘。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又相继在营口、田庄台等处设立航运机构，在巨流河成立航道工程队，对辽河中段航道进行整治，打通了卡力马至巨流河99公里的航线，辽河通航里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3公里发展到531公里，船舶可从营口上达新民。
但自1961年以后，由于航运很难与火车、汽车竞争，导致航运日益衰退。上世纪70年代，拖驳船主要航行于营口至田庄台、三岔河、小姐庙及盖县团山子、鲅鱼圈之间，往返运输煤炭、木材、草制品和砂石材料等。1977年，田庄台辽河大桥通车后，沿河物资运输多放弃水路，改走陆路。到1985年，辽河下游只剩季节性区段运输，大辽河田庄台以上区段基本停航，田庄台以下45公里仅有3艘100吨级的船舶从事运输，年货运量已微乎其微了，辽河航运逐渐成为了历史。
辽河航运史？
辽河同其它大江大河一样，养育了无数的辽河儿女，孕育了无比灿烂的辽河文化。辽河通航历史悠久，早在汉魏时期，东吴孙权于嘉禾二年(233年)派遣庞大的东吴船队，从东海一路来到渤海并溯辽河北上，抵达辽阳。辽、金、元以后，有关辽河航运的记载屡见不鲜。明清时期，辽河是运送军粮的主要通道。1626年正月十四，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宁远，结果被明朝大炮击伤。八月十一日，在清河结束疗养的努尔哈赤坐船返回沈阳，结果船行至距沈阳40里的瑷鸡堡与世长辞。
日俄战争后，随着京奉、南满、四郑等铁路相继建成，辽河运输量愈来愈少。1977年，田庄台辽河大桥通车后，沿河物资运输多放弃水路。到1985年，大辽河田庄台以上区段基本停航，辽河航运逐渐成为了历史。
东吴孙权的船队直抵辽阳
辽河源自内蒙，先后汇入老哈河、东辽河、清河、柴河、汎河、懿路河、三岔河后，又与浑河、太子河两大支流汇合，一路弯弯曲曲，经田庄台后，在营口入海，总长2,400多公里。辽河河道虽长，但适合行船的航道并不长，主航道600多公里，支流太子河、浑河各约200公里，总长大致在1000公里左右。
辽河通航历史悠久，早在汉魏时期，辽河航运已具规模。据《三国志·吴志》记载，东吴孙权于嘉禾二年(233年)“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贺、九锡备物，乘海受渊”。渊即公孙渊，驻地襄平(今辽阳市)。孙权派遣的这支庞大的东吴船队，从东海一路来到渤海并溯辽河北上，抵达辽阳，可见当时辽河的航运能力之强。
辽、金、元以后，有关辽河航运的记载屡见不鲜，金王寂著的《辽东行部志》以及《元史·罗壁传》都有“运槽辽东”、“溯辽河以运军粮”的记述，说明辽河航运已相当发达。
明清时期，辽河是运送军粮的主要通道。特别是清康熙年间，为运送军粮，抵御沙俄的侵略，清廷还特意在巨流河渡口、乌喇(吉林省境内)等地分别修造船只百余艘，作为官船运送军粮。同时在辽河上游的邓子村、伊屯河流经的伊屯门(伊通县)等地筑仓储存军粮。辽河两岸粮米由各庄屯统一征收，分春秋两季用船运至邓子村粮库。邓子村至伊屯门不通水路，需换装车辆运送，到达伊屯门后，再次装船沿松花江运到各个军营。这一水陆联运线的开辟，不仅保证了雅克萨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同时也促进了东北经济的发展。
营口代替牛庄开埠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英法等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增开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台南、淡水、潮州、登州、牛庄等港口。牛庄即今海城市牛庄镇。历史上牛庄确是闻名东北的港口，由于辽河下游流水平缓，泥沙淤积，致使河道变迁，牛庄便由港口变为陆地上的贸易中心，但依然管辖小姐庙、田庄台、没沟营三个码头，没沟营也称营口。
1861年5月，英国首任驻牛庄领事托马斯乘“斯福因库斯”号来到牛庄，在他考察了小姐庙、田庄台、没沟营三个码头后，与清政府派驻牛庄负责通商事宜的乌勒洪额、山海关监督福瑞、牛庄防守尉毓昌、海城县知事张鼎镛进行了会谈。由于小姐庙河水淤浅航行不便，没沟营又距海口甚近，水深河阔，且码头靠城，是开埠通商最佳之地。于是托马斯提议将商埠改在牛庄属下的没沟营。清政府谈判官员知道早有移地开埠先例，没沟营又是牛庄辖地与条约无违，便予以默许。不久，英国领事馆在没沟营的东营子三义庙(现营口日报社附近)租赁民房开馆，营口代替牛庄开埠。
营口开埠通商后，带动了辽河航运能力的不断增强，主要表现在辽河沿岸新兴了一些航运码头,延长了辽河通航的距离。当时的辽河水运由营口经田庄台、辽中、新民、法库门、铁岭、开原直通三江口，形成625公里的黄金水道。
辽河航道上田庄台最繁荣
田庄台是辽河上最大的码头，东北地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被清政府称为“商贾辐辏之地”。田庄台至三江口“八百里河道，帆樯林立、往来如梭”。当时的田庄台，南起保灵宫，北至曹家湾子，仅8里长的沿河两岸，就有码头10余处。“天兴跳”、“二官跳”是粮油花纱杂货码头;东河沿为木材、煤炭码头;一面街是蔬菜码头;“万金永”则是堆放芦苇、柴草的码头;官码头和蔡家屯是摆渡行人的客运码头。真可谓“八里河岸，泊船上千;市井繁华，铺户栉比”。
繁荣的港口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当时，田庄台有各种店铺300多家，其中营业多年的老字号就有二百多家。永裕昌、广永茂、义顺华、双兴合、永源盛、人合号、泰合斋、天一堂八大商号，更是蜚声关内外。东粮市、柴草市、席市、肉市、鱼市、菜市、估衣市、牲口市、工夫市也十分兴旺，常年人流不断。
当时进出田庄台码头的船型很多，除帆船、驳船外，还有往来于营口与田庄台的“小火轮”，从开河至封冻，往来船只多达两万艘。这些船上行装载着粤、闽、浙、苏、鲁、川等省出产的绸缎、布匹、药材、茶叶、瓷器、漆器、竹器及日用杂品等，通过田庄台码头销往东北各地;下行时装载着东北平原出产的高粱、木材、大豆、皮毛，通过渤海、东海或者大运河远销江南。明清时期的田庄台是东北三省内河航运最大的通商口岸以及农副产品的集散地。
努尔哈赤死在浑河上
辽河的两大支流---太子河和浑河，总计有400多公里的航线，虽然不太适合大型船只航行，但小型船只如拉网艚子、舢舨、牛船等航行自如，渡人、捕鱼、运粮、运货样样皆可。在丰水期，有的路段，大型船只也可通航，如历史上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龙船。
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十四，努尔哈赤率兵伐明，进攻宁远城(兴城)，明朝守将袁崇焕用红夷大炮将努尔哈赤击伤。据明张岱所著《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记载：红夷大炮曾轰击了一个“裨王”，八旗官兵“用红布裹着哭号着抬走撤退”。有人认为这个“裨王”就是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受伤被抬到沈阳后，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病情有所稳定，于是在七月廿三日去清河温泉继续休养治疗。为了尽快康复，八月初一日，努尔哈赤派侄儿阿敏回沈阳祭拜堂子。可能是心理作用，也可能是“回光返照”，阿敏祭拜后，努尔哈赤顿觉周身舒展，神情愉悦。于是急着要返回沈阳。
从清河疗养地返回沈阳，走水路快捷便利。于是，努尔哈赤的大型船队由太子河顺流而下，驶向沈阳。八月初七日，努尔哈赤的病情突然加重，高烧使他一时昏迷一时清醒，他不得不紧急谕令大福晋阿巴亥乘船前来迎驾。不久，两船在浑河上汇合，大福晋阿巴亥登上了努尔哈赤的龙船。在最后的几天里，除了佣人和亲兵，船上只有大福晋陪伴着他。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船行至距沈阳40里的瑷鸡堡，这位后金国的开创者，大清王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与世长辞，终年68岁。
铁路使辽河航运日渐衰落
日俄战争后，由于政治、经济以及自然情况的进一步变化，辽河航运渐渐失去了原有的重要地位。京奉、南满、四郑等铁路相继建成后，特别是日本侵略者提出经营满洲商务以大连为中心的“大连中心主义”后，辽河运输量愈来愈少。以郑家屯为例： 1914年，郑家屯农产品利用水路运输为70%，利用马车运输为30%，四郑铁路开通后的第一年(1918年)，马车运输为零，铁路、水运各占50%，到1919年，水运只占3.5%，其余大部为铁路所运。此外，光绪三十二年，日商承建辽河新民段巨流河桥时，有意降低桥梁高度，小船勉强通过，帆船必须放倒桅杆才能通过，大船根本无法通过。日商的蓄意破坏，也是辽河航运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同关内各地的贸易往来减少，加上日本侵略者实行限制中国航运业的政策，辽河水上运输更趋萧条，船只日渐减少。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只剩下几百艘木帆船在辽河下游进行运输。
新中国成立后，交通部门对辽河运输进行了整顿，到1952年，辽河从事水上运输的船舶又增加到1000余艘。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又相继在营口、田庄台等处设立航运机构，在巨流河成立航道工程队，对辽河中段航道进行整治，打通了卡力马至巨流河99公里的航线，辽河通航里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3公里发展到531公里，船舶可从营口上达新民。
但自1961年以后，由于航运很难与火车、汽车竞争，导致航运日益衰退。上世纪70年代，拖驳船主要航行于营口至田庄台、三岔河、小姐庙及盖县团山子、鲅鱼圈之间，往返运输煤炭、木材、草制品和砂石材料等。1977年，田庄台辽河大桥通车后，沿河物资运输多放弃水路，改走陆路。到1985年，辽河下游只剩季节性区段运输，大辽河田庄台以上区段基本停航，田庄台以下45公里仅有3艘100吨级的船舶从事运输，年货运量已微乎其微了，辽河航运逐渐成为了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