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外汇的发展(外汇储备与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关系? 请教了，各位，需要详细的答案，谢了？)
1. 外汇储备与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关系? 请教了，各位，需要详细的答案，谢了？
在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下，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同时增加，即当央行买进外汇支付人民币时，央行外汇储备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增加；当央行卖出外汇收入人民币时，央行外汇储备减少，基础货币投放同时减少。因此，我国外汇储备是通过外汇人民币占款与中央银行基础货币联系在一起的。
根据现代货币供应理论，货币供应量与基础货币的关系为：
货币供应量＝货币乘数X基础货币
其中，基础货币＝外汇储备+（对中央政府债权+对金融机构贷款）
2. 世界金融中心的发展方向？
国际金融中心是国际金融市场的枢纽，既可聚集大量国际金融资源，又可促进国际资本流动，在一国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金融中心的变迁与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当前全球金融中心的布局正朝着均衡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未来有望形成“三足鼎立”“全面开花”的新型格局。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是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已具备较好的经济基础，未来可保持香港的传统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重点打造上海、深圳等新金融中心。通过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高效发挥金融科技作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金融合作等不断增强金融中心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一、当前国际金融中心格局变革的基本特征
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转移通常是经济地位变迁的缩影，伴随着有关国家或地区兴衰变动的历程。国际金融中心的演变呈现着从集中走向分散、又从分散走向集中的重要特征。从13世纪的佛罗伦萨开始，先后经历18世纪的阿姆斯特丹、19世纪的伦敦、20世纪的纽约、未来的亚太，这印证了金融中心与经济地位同步变化的特征。近年来，全球国际金融中心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呈现出许多重要特征。
（一）主要金融中心保持“强者恒强”
从2020年的第28期全球主要金融中心指数（GFCI）来看，在全球范围内排名前10的金融中心分别是：纽约、伦敦、上海、东京、香港、新加坡、北京、旧金山、深圳、苏黎世。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等传统金融中心仍然具备极强的竞争力，综合实力较强，新金融中心尚难以对这些金融中心带来威胁。从各专业市场来看，传统金融中心在诸多领域依然牢牢占据优势地位，分项业务排名的变化也主要是在传统金融中心之间发生，新金融中心仅在少数分项业务中表现较佳。
（二）金融中心数量增多，分布趋向均衡化、专业化
报告中共有50个城市被银行家以及财富、资产管理专家认为是普遍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些国际金融中心基本覆盖了全球，除欧洲和北美外，也涉及到中东、南美、东南亚等多个地区的城市，并且包括里约热内卢、圣保罗、曼谷等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的城市，改变了过去国际金融中心集中在发达地区的现象。精细化、专业化的金融中心正在蓬勃发展，数量不断增加，不同领域内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包括：马德里和卢森堡快速发展的债券市场；多伦多、日内瓦日益增大的财富管理市场；芝加哥、波士顿表现活跃的财富管理市场等。
（三）脱欧事件对伦敦金融中心地位具有长期影响
英国在跨境银行信贷、外汇交易、利率衍生品交易和海运保险等方面均位居各国首位，在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和证券化市场等方面也仅次于美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英国是欧洲最重要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贡献了全球15%左右的交易量。伦敦在英国金融业中占核心地位，附加值占英国金融业的一半左右。近些年由于接连受到欧债危机、脱欧事件的冲击，影响力有所减弱。一些金融机构开始迁往欧洲其他国家，苏黎世、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维也纳和米兰金融中心排名显著上升，伦敦金融中心的排名由第一位降到第二位。
（四）亚太地区地位明显提升，中国内地的金融中心表现突出
从全球政治经济环境来看，英国脱欧、美国逆全球化政策等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伦敦和纽约两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为其他金融中心的发展提供契机。亚太地区香港、东京和新加坡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内地的金融中心地位稳步提升。从2020年9月的GFCI排名中可以看到，上海、北京和深圳的排名分别跃升至第三位、第七位和第九位，显示中国内地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突出成效。
二、国际金融中心格局的变革前景
近年来，全球经济重心呈现向新兴经济体倾斜的重要特征，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稳步提升，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从全球经济金融中心变迁的基本逻辑看，经济实力的增长通常要求与之相匹配的金融实力。未来全球金融中心有望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金融科技将成为格局变化的重要驱动力。
（一）金融中心向亚太倾斜，有望形成“三足鼎立”格局
世界经济中心转向美国后，金融中心自然从伦敦转向了纽约。当前世界经济重心正在从欧美逐步转向亚太地区。中国是亚太地区最为重要的经济体，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亚太地区存在着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将逐步演变为美国、欧盟、亚太“三足鼎立”的局面，金融中心或也将随之出现类似的格局。亚太地区本身已拥有了较强的金融实力，东京、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已是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将使亚太地区逐步成为下一个金融中心聚集区。同时，亚太地区是“一带一路”的起点，已具备成为区域化国际金融中心带的条件和实力。
（二）欧洲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望进一步强化
“一带一路”的布局具有超前的视野和意义，起点是最具活力的亚太经济圈，终点是经济实力最强、现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欧洲经济圈，这将是世界上最长、经济基础最为雄厚、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欧洲地区国际金融中心数量多、实力强，包括伦敦、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等，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较高的认可度，更加有利于该区域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提升。欧洲拥有较强的金融实力和辉煌的金融历史，借助“一带一路”的契机，欧洲各国在更好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同时，也能够更充分挖掘沿线的发展机遇。在巨大的金融需求下，可以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和实力。
（三）“一带一路”沿线有望催生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
“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沿线国家发展，更好地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已经建设了众多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数百亿美元，在上缴东道国税费的同时还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推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但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多区域，尚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普遍认可的国际金融中心。多数国际金融中心空间上与沿线国家距离太远，虽然在信息化大发展的今天，物理距离已不是问题，但从实际情况上看，拥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仍然在发展中能够获得更多便利。目前沿线国家或地区很难形成某一国家的金融中心，但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巨大的金融服务可能会催生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发展。
（四）金融科技发展影响未来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和形态
根据全球FinTech中心联盟的数据，伦敦、新加坡、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金融科技发展中也居于前列，这表明国际金融中心正在同步发展为全球金融科技中心。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2019年6月份的陆家嘴论坛上也指出，未来全球金融增长点在于金融科技，国际金融中心竞争的焦点也在金融科技。展望未来，既要持续关注国际金融中心区位的演变，还应重视金融科技对国际金融中心变革的影响。金融科技活跃的区域必将为金融中心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数字货币的出现更是可能让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态发生变革。
三、中国的应对
国际金融中心仍是未来国际金融竞争的制高点，中国只有抓住机遇，才能在未来国际金融中心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未来上海、香港、深圳等金融中心，应在结合自身优势发展的基础上，注重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完善投资环境，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对金融中心发展的驱动作用，力争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金融中心。
（一）发挥上海、香港自身优势，打造全球顶级的金融中心
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重创了欧美国家的金融、贸易、制造业等多个领域，中国疫情首先得到控制，2020年1-9月我国GDP增长率为0.7%，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唯一正增长的经济体，这体现了中国维护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实力。中国可着重打造重点城市成为国际一流的金融中心。在2020年9月发布的GFCI中，上海首次晋级全球前三。2020年是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年。近几年，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影响力得到多维度、全方位的提升，未来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空间仍然巨大，上海建设一流国际性金融中心面临重大机遇，前景光明。香港作为亚太区域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具有高度商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特征，已连续24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保持着“司法制度优良、社会风气廉洁、监管制度高效、市场自由开放”的优越环境。当下香港形势和经济金融发展正在逐步趋于稳定，应抓住机遇巩固、提升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二）对标、接轨国际的高标准规则，完善投资营商环境
高标准规则是金融中心的核心竞争力。上海、香港、深圳应对接高标准规则，探索与国际接轨的金融政策体系、监管模式和管理体制，建设与国际接轨的优质金融营商环境，探求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高水平开放。一是健全金融法治环境。对内外资金融机构适用同等监管要求，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金融活动的惩罚力度，加快建成与国际接轨的金融规则体系；参照国际高标准实践，提高案件专业化审理水平，增强案件审判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二是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依托于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整合全球数据资源，实现平台协作，对跨市场、跨国界的金融活动实施“穿透式”监管。金融与产业融合发展是支撑金融中心的坚实基础。强化金融要素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以支持产业转型升级为核心任务，构建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
（三）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对金融中心发展的驱动作用
金融科技的发展带来金融业商业模式的创新和金融产业的不断变革，影响着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金融科技是未来金融发展的增长点，也是金融中心的重要标志，是各国必争的战略高地，要重视发挥金融科技对金融中心发展的驱动作用。2019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关于促进金融科技发展支持上海建设金融科技中心的指导意见》，强调以金融科技作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力支撑，大力支持上海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2020年1月，上海政府会同国家在沪金融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的实施方案》，分别从全速推进金融科技关键技术研发、全面提升金融科技应用水平、全要素促进金融科技产业集聚、全力推进金融科技监管创新试点、全方位营造一流金融科技发展环境等五大方面提出了25条新举措，通过加强核心领域技术研发、财税政策支持、金融科技高端人才引进等一系列措施支持科创企业。
（四）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助力金融中心发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末，人民币资产在全球各经济体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占比升至2.01%，创2016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未来人民币资产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将进一步增强，成为全球资产配置的重点之一。中国相关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要求人民币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是提高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占比。通过提高跨境投资便利化水平提高人民币资产配置需求；通过开展人民币利率期权等试点工作创新跨境人民币业务产品，提升产品的丰富度与竞争力；通过加强“一带一路”建设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通过深化重点领域人民币结算，提升人民币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二是提升对人民币金融资产的风险管理能力。伴随配置比率的提高，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抗风险能力和稳定性也需进一步加强，因而应加快建设人民币金融资产风险管理中心；通过发展人民币利率、汇率衍生品市场，不断丰富风险管理工具；通过完善金融产品定价机制，降低市场风险；通过发力金融科技，推动金融监管和内部审核的协同，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
（五）加强与相关国际金融中心的合作交流
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中国同沿线国家双边及多边贸易交易日趋多元，跨境融资及跨境合作更将丰富，这将产生巨大的金融需求。近期RCEP的签署更是为亚洲区域的金融合作提供了巨大契机。中国内地国际金融中心的典型代表上海、深圳等应发挥引领作用，加快提升金融市场的投融资服务功能，主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加强与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战略合作，打造成为国内外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节点。建设面向国际社会的要素市场，强化中国金融业与国际金融业的互联互通。同时，积极借鉴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经验，加强与“一带一路”的另一端欧洲地区的合作交流，推动相关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3. 请问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我国金融业现行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制度，与国际金融改革趋势相悖。我国的分业经营制度，把银行、保险和证券业的业务范围分别限制在一个更狭窄的范围内，金融业的风险实际是更加集中和扩大。与西方主要国家的全能银行相比，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从而影响了其抵御风险的能力。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单一，信贷资产在总资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证券资产与其他资产所占比例很小，信贷资产、投资与证券资产、其他资产的比例大约是77： 3：20，而且在信贷资产中80％左右投向了国有企业。这种资产结构存在很大风险，特别是在当前国有企业普遍处于困境的情况下，导致了国有商业银行经营中的风险剧增、经营效益下降，使国有商业银行处于高风险运行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商业银行许多优质客户进入资本市场，对商业银行的负债规模、资产规模与结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据统计，2002年3月末，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已达1171家，至2001年期末A股流通市值约为12454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3左右。以直接融资为特征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凭借其较高的资产收益和便利的融资条件，与商业银行争夺金融资源，从而影响商业银行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极大地加剧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加大了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这也必然会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益。商业银行要适应市场的变化，应对资本市场发展对商业银行造成的冲击，就必须调整经营战略，实行混业经营。
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事实上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我国的银行、证券商、保险公司分别处于无差异经营和无差异竞争的状态，包括机构发展和市场定位在内，还没有形成一种有层次、有分工、有竞争、有合作的良性发展格局，对金融业资源的总量利用造成了极大浪费。
近几年来，尽管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不断深化改革，严格管理，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但经营效益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其原因固然不少，而业务范围狭小则是一个重要原因。实行混业经营，发展全能银行是提高经营效益的有效途径，因为随着业务范围的扩大，多样化的业务具有内在平衡特征，可利用内部补偿机制来稳定银行的利润收人，分散金融风险。
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是我国商业银行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应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商业银行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条件下实现自身的发展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发展混业经营的全能银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其基本条件业已成熟。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和分离银行制度对于保证商业银行的规范运作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种分业只是阶段性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总体上看商业银行实行混业经营的基本条件是：首先，商业银行具有良好的行为规范，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商业银行的基本经营目标，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兼顾安全性和流动性，商业银行要将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的原则作为经营管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其次，具有健全的市场机制，不仅有完善的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市场信号能够灵敏及时地反映市场供求情况，而且拥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再次，具有完善的法律环境，拥有健全的法制体系，从法律上来规范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第四，具有强有力的宏观金融调控能力和有效的金融监管。
从目前我国情况来看，近年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在继续深化，在建立现代金融体制、现代金融制度和良好的金融秩序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例如，商业银行加强了内控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了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制度、贷款审贷分离和贷款抵押担保制度，以及信贷资产质量管理责任制等，经营行为进一步规范，银行业已进入法制化和规范化轨道；证券市场也逐步进入规范发展阶段；我国对宏观经济和金融调控能力和金融监管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从实施混业经营的基本条件看，尽管我国仍存在着一定差距，但在许多方面已经接近基本条件的要求。因此，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有着较大的可能性。
我国现行的《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同时，《商业银行法》第三条中规定了允许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和部分保险业务。为此，我国商业银行可以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拓展以下业务： (1)开展基金业务，如基金托管业务、基金资产投资管理业务，适当时候可以设立金融产业基金，并让基金上市发行；(2)开展与资本市场有关的中间业务，如办理股票质押贷款、为券商资金往来提供清算、代理股票发行市场中申购款的收缴与结算等；(3)开展项目融资业务，如进行项目的评估和资金安排；(4)开展企业并购业务，如帮助企业诊断和评级，帮助制定兼并战略，帮助设计企业产权结构等；(5)开展代客户理财业务，如为个人理财和为公司理财提供咨询服务；(6)开展投资银行业务，如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兑付、承销政府债券等；(7)代理保险业务。通过上述法律允许业务的拓展，可以改善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现在已有不少商业银行开办了部分上述业务，但力度还不够，效率还不高，要进一步把工作做实做细，尤为重要的是，商业银行一定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切实改善现有经营模式。
近些年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逐渐放松商业银行参与证券和保险业务经营的限制，这种状况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海外银行业务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如果我国商业银行不能适应这一发展趋势将难以在国际金融市场立足，同时在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的情况下，如果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市场，必然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发展构成严重的挑战。有鉴于此，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考虑着手按全能银行方向推进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并据此完善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由于形势紧迫，我国对商业银行业务经营的一些规定有必要根据当前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调整，当前应当选择一些有条件的商业银行为试点进行探索，以点带面，实行混业经营，逐步推进全能银行。从我国商业银行整体情况看选择中国银行较为适宜，这是因为：第一，中国银行是我国海外业务量最大的商业银行，由于受业务范围的限制，使其在与当地银行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第二，中国银行发展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最大，同时中国银行比较多地参与国际市场，已经具有一定的国际投资银行的经验；第三，中国银行及其所属机构运作规范，比较容易进行监管。
我国现有金融机构种类繁多，门类复杂。金融机构种类繁多，有利于形成竞争，但也过多地加大了竞争成本，尤其是分业经营的前提下，其无差异竞争成本更大，我国金融业的普遍不景气状况也就难以改变。而整合现有金融机构，实施“一行三制”或“一行多制”既可以改善这种局面，也可以实现混业经营。一方面，可以在境外多设立分支机构，并实行混业经营，发展全能银行，与此同时，则减少境内分支机构。另一方面，可以在境内重组金融机构，实行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相互并购或相互参股，并以一业为主，他业为辅，他业则以独立子公司形式存在，并分别设立账户，分别核算经营成果，分别进行风险控制，建立系统内垂直管理体系，从而防止银行资金直接进入股市，而此时的银行，成为金融集团公司，也就是综合性的“金融超市”。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如通过并购或相互参股，吸纳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甚至外资金融机构，则成为中国工商银行集团公司，下辖相互独立的四个子公司：商业银行公司、投资银行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既把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三业合一，又能在集团公司之下相互独立核算，甚至单独上市，从而成为“一行三制”或“一行多制”。中国加入WTO后，大量涌进的外资银行将都是全能银行，是“混合编队”，中资金融机构以“单兵作战”形式是无法应对的，实施“一行三制”或“一行多制”，重组现有金融机构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是分业监管，监管部门有人民银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分业监管的初衷是良好的，但随着混业经营成为国际金融改革趋势，统一监管也将成为一种必然。因为面对全能型的外资金融机构和即将成为全能型的中资金融机构，不能不进行统一监管。为此，应制定统一的金融安全标准和监管标准。
当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一体化时，通讯和计算机的运用使得金融风险在现行监管体系下难以集中控制和监管，这就要求更集中，或者至少很协调的监管体系。正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所言：“监管体系应适应被监管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在英国，政府已提出将9家金融监管机构合并，成立金融服务管理局，统一负责对每个金融机构和各类金融市场进行监管。日本政府则打破银行、证券活动的限制，并成立独立的金融监管厅，统一监管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大藏省则只负责监管法规的制定。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比较理想的模式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监管金融机构。在现阶段，则应加强人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统一标准，联手行动，切实防范金融风险。同时，要完善各项监管手段，制定金融风险国内、国际预警指标体系，实现非现场检查的电子化、规范化、程序化，运用电子技术进行适时监管，及时跟踪监测，分析各类金融机构的变化，提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快速反应能力，提高监管水平和监管质量。
4. 过去五年，开放型经济体新体制逐步健全，什么稳居世界前列？
过去五年，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体现在多个方面：
一是建立市场配置资源新机制。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全球高效配置、国际国内市场深度融合，建立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二是形成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
三是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四是打造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