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准备金对汇率的影响
上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对汇率会形成两方面影响：一是向外传递了政策进一步稳汇率的信号，引导市场预期；二是增加了银行远期售汇业务成本，倒逼银行提高远期售汇价格，抑制企业换汇需求，进而影响即期汇率。2015年创设至今，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共调整过四次。其中有两次是上调，分别发生在2015年10月与2018年8月的贬值周期；两次是下调，分别发生在2017年9月与2020年10月的升值周期。短期看，政策均起到了稳汇率的效果；拉长时间看，汇率在既定趋势下都存在一定惯性，仍取决于所在周期的内外基本面。
人民币升值意味外汇汇率发生怎样变化
2014年以后，人民币结束单边升值态势，“811汇改”之后汇率浮动弹性明显增强。可以看到，201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变动趋势整体一致，背后的原因是基本面的变化，利率和汇率分别是基本面在国内和国外的反映。
5月以来随着基本面好转、货币政策收紧，利率持续抬升，同时汇率也在5月底进入持续升值通道，这是本轮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从这个角度来看，汇率和利率其实是基本面好转的一体两面。
与出口直接相关的是有效汇率。人民币虽然兑美元出现大幅升值，但对欧元(1.2076,0.0013,0.11%)贬值，对日元升值幅度相对较小。因而，从有效汇率角度来看，人民币升值幅度并不大。5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3.77%，而名义有效汇率、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仅0.62%、0.92%。
从历史数据来看，人民币有效汇率与出口相关度更高，领先出口6个月左右。升值对出口的影响可能到年底才开始显现。
（1）2014年之前，人民币单边升值，汇率与利率关系较弱
如前文所述，2014年之前汇率和利率相关度并不高。2014年之前我国国际收支整体呈现双顺差格局，除个别时点外人民币面临持续的单边升值预期，因而无论国内基本面好坏汇率总是往升值方向，这一时期汇率和利率脱钩，并没有呈现明显的相关关系。
（2）“811”汇改之后，单边贬值预期强化
2015年8月11日人民银行优化中间价报价机制，参考上日收盘价、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明显增加。8月11日人民币一次性贬值1.86%，并在之后出现持续贬值。
而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第二轮股灾爆发的情况下，8月25日央行再度降准降息，一直到当年年底整体呈现汇率贬、利率下的格局。
随着单边贬值预期不断强化、外汇储备急剧下降，央行也开始对汇率进行干预。8月31日对远期售汇业务征收外汇风险准备金；2015年12月发布三种人民币汇率指数，并多次强调人民币汇率要看人民币汇率指数；2016年2月正式对外公布中间价定价公式“中间价=上日收盘价+篮子货币汇率”，稳定市场预期。
由于此时央行关注汇率稳定，货币政策一度也受到了掣肘，例如2015年4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到“加上降准信号意义较强，有可能强化对政策放松的预期，这些在一定情况下都可能导致本币贬值压力加大，资本流出。增多，外汇储备下降。”
2016年年初人民币汇率偏离美元指数急剧贬值引发市场担忧，直至2月29日央行再度降准，释放稳增长信号。
2016年上半年汇率基本平稳，利率则在“周期复辟”担忧下有所上行。6月24日英国公投脱欧通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突破6.60，美联储加息预期、英国硬脱欧表态、特朗普当选等因素影响下，人民币汇率不断突破重要关口。
英国公投脱欧后中国央行发布公告稳定预期，同时委外资金驱动利率继续下行，一直持续到10月底，随着“债灾”来临而牛市结束。
这一阶段利率和汇率往往是由共同因素驱动，均反映了基本面、货币政策、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市场开始关注内外平衡，保汇率还是保利率的讨论较多，货币政策虽然同是关注外围，总体仍然保持对内为主的姿态，服从于经济稳增长的诉求，所以最终结果是利率和汇率的双降。
（3）2016年底至至2018年年初：汇率升、利率升
2016年全球同步复苏、美元指数整体走弱、中美利差走阔、国际收支改善，同时央行引入逆周期因子引导市场预期，2016年底至2018年年初人民币兑美元出现一年多的升值。
随着基本面的企稳，监管开启一轮去杠杆，债券利率从2016年年底持续抬升，直到2018年年初再度回落。
本阶段利率汇率其实都是经济复苏、货币收紧的反映。利率先于汇率上行，不过汇率主要跟随美元指数、中美利差，当时央行也多次跟随美联储加息维持较高的利差。
（4）2018年以来：美元指数、贸易摩擦
2018年以来，汇率和利率关系出现了新变化，中美关系和贸易摩擦构成汇率重要决定因素，而中美利差对汇率的影响趋于弱化。
可以看到，2018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整体跟随美元指数，但经常出现超调甚至背离。
2018年4-9月人民币贬值幅度明显超过美元指数变化，背后是中美贸易争端快速升温；而2018年年底至2019年4月中美和谈、贸易摩擦缓和之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则快速升值，一度升破6.70；2019年5月、8月中美经贸关系再度紧张，人民币出现两次大的贬值；2019年年底中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一度出现美元指数和人民币汇率同时升值的情形。
债券利率方面，2018年以来前期金融严监管的冲击蔓延到实体经济，同时中美贸易战爆发，稳增长压力之下货币政策整体宽松，2019年货币政策整体继续偏宽松但有所节制，四季度猪通胀、库存周期回升一度压制债市，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货币政策超常宽松，5月以来随着经济恢复、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利率走势基本跟随这一时期基本面和货币政策变化。
大体而言，汇率和利率都反映了基本面从偏弱到恢复、货币政策由宽松到收紧的过程，两者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领先滞后关系。当然，在具体节奏上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汇率对利率的制约：
例如2018年8月前后人民币大幅贬值，央行出台一系列宏观审慎措施，同时市场对货币政策能否进一步宽松出现疑虑，利率短暂回调，利率汇率出现背离，但随着10月央行降准释放稳增长信号而结束；
2019年8月人民币破7，但债市则一直维持震荡，随着贸易谈判缓和、猪通胀等因素驱动共同走强。
由于汇率由美元指数、中美关系主导，中美利差对汇率的影响趋于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