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社会的经济学解释
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绝大多数国人都或多或少地受过人情和关系的“熏陶”，不管愿意与否，我们的生活始终无法完全脱离人情的脉络。小到入学择校，大到买房置业，似乎都是平常之事，但往往还是“朝中有人好办事”。
以笔者的亲身经历来说，之前因为一些商业事务需要办理几个证照，于是笔者傻乎乎地花了一个多月，上上下下地跑了好几个单位，最终都进展寥寥，遇到的问题也是千奇百怪。由于事出小城，笔者辗转找到一位供职于本地政府的远亲，经过一番疏通之后，事情终于迎刃而解，让人不得不感叹人情之“便利”。
当然，笔者写这篇文章并不是要为“人情”站台，也不想搞个大新闻，将其批判一番，那样难免落于俗套。此文的目的，只是想换个角度探讨一下，中国为什么是人情社会?
人情社会的历史渊源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做过论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的人情社会，正是脱胎于这种乡土性。
乡土社会有三个比较典型的特点：其一，人离不开土地。种地是乡土社会最普遍的谋生方式，其主要的产出品是粮食，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其二，乡土社会缺乏流动性。乡土社会的人口与土地绑定在一起，安土重迁成为一种习俗，在空间上相对孤立。其三，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俗话中也有“远亲不如近邻”的说法，聚村而居的乡土社会形成了特殊的亲疏关系网络，人情则成为了关键的润滑剂。以上三个特点在基层社会中共同构成了一套制度框架，即传统意义上的纲常伦理和以儒家理论为基础的礼治。
因为在古代中国，由于行政效率低下和财政组织能力较弱，政府很难将政治的触角延伸到基层，所谓“政令不出紫禁城”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基层社会形成了以宗族为单位的基层自治，族长则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封建领主，个人很难脱离宗族家庭而独立存在，由此形成的乡土社会具有很强的向心力，维持这种向心力的正是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的人情。
现代的政治经济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上述的社会结构，但是却无法改变对应的社会传统。要知道，一个民族或地区的文化属性一经形成，就会具有很强的历史惯性。即便是移居海外的华人华侨，依然存在着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聚居行为，对于同宗、同族、同乡、同胞具有很强的认同感，这可能就是人情社会的历史渊源。
人情社会的经济逻辑
正如我们前文所说，中国社会是典型的乡土社会。在近现代工业崛起以前，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依靠土地生活的，劳动剩余也主要是粮食。然而，由于地理以及政治等因素，农民们很难用低成本的方式将粮食跨区域贩运，也就很难将多余的粮食销售出去，最后只能选择人口膨胀来消费掉剩余的粮食。
在中国古代的任何一个稳定时期，我们都可以看到人口膨胀的现象，但是很难看到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钱，或者说缺货币。一方面，我国并不是盛产金银等贵金属的国家;另一方面，我国各朝各代的铸币权都被政府牢牢掌控。前者导致我国古代无法像西方国家一样，将金银等贵金属作为本位币，金银往往都被收归国有，用于流通的比较少;后者则导致古代货币制度混乱，要么因为铸币成本过高而货币稀缺，要么就是滥发钱币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些都影响了民间对于货币的使用。
当然，我国古代的货币体系比较复杂，笔者没办法一一展开来讲，大家只需要有这么一个概念即可。总而言之，剩余产品的单一和货币的稀缺都导致人们很难将劳动成果转化成货币，财富无法变现和储存。
一般而言，这并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因为在小农经济的模式中，大多数的生活必需品都可以自己生产，除了盐铁等产品之外，人们很少会使用货币。但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一旦有意外发生，仅依靠小农家庭自身是无法抵御风险的。
比如房子着火烧毁了，无论是救火还是重建，一个家庭都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个时候就需要其他人的帮助，这种帮助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一种社会服务。因为剩余产品的单一，粮食是无法作为硬通货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钱，你就无法支付这样的社会服务。好在古代社会大家都没有钱，出于同样的困局，你的邻里乡亲也无力支付这些社会服务。如此一来，就只剩下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互助。
在同一个村庄里，张三家的房子着火烧毁了，那么李四和王五是有理由去帮忙的。因为如果有一天他们自己的房子也遭遇大火，他们同样需要张三的帮助，他们主动伸出援手就等于在张三家记下了一笔账。以此类推，在这样一个小集体内就形成了一套有趣的记账系统，我们称之为人情。
其实，货币本身也是一种记账体系，而且显然要比人情体系更为高明。但是，在货币经济尚不发达的时代，族群社会中缺乏足够的货币去用于交易，人情自然就成为了备用选项。
人情社会的局限性
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说，人情体系只是一个备选方案。其实这不难理解，因为人情在本质上是难以度量的，所以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做到对等交易。
我们还是拿前文的村庄来说明，张三家的房子被大火烧毁，重建房子的时候，李四和王五都过来帮忙，房子在雨季到来之前及时修好了，张三自然很感激。后来，李四的儿子要结婚了，于是想要重新修缮房屋，张三理所当然的也参与其中。
然而，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两笔账是否形成了对冲?
表面看来，张三和李四都帮对方修了房子，然而李四是在春耕农忙时节来帮忙的，而且重建房子的工作量很大。相比而言，张三所提供的回报似乎略有不足，因为李四家修缮房屋是在秋收以后，张三的闲暇时间很多，且修缮房屋的工作量远小于重建。因此，这两次人情往来实际上并不对等，但是张三可能并不这么认为，这样双方就有可能产生冲突，人情社会的记账系统也会随之失效。
当然，上面所说的只是一个例子，现实生活往往更为复杂。总的来说，基于人情的记账系统存在着一系列的漏洞。
首先，人情的价值不可能标准化，付出一方和受益一方对于人情的价值也很难达成一致，双方大概率都会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去做价值判断;其次，人情记账很难做到完全对冲，账户体系总能剩下一些多余的头寸，这些头寸有时可能多到难以清偿;另外，如果需要付出一笔数额较大的人情，则有可能遭遇对方无法兑付，甚至是拒绝兑付的情况，其中的风险很大;反过来，如果因同样的情况求助于人的时候，对方一样会迟疑，因为对方也会担心得不到回报，或是回报并不足额。
总而言之，基于人情的记账体系本身是不完善的，这套体系只可用于日常简单的人情交易，却无法处理更复杂的人情关系。
人情社会的现代表现
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不断加速，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也是乡土社会结构瓦解的过程。
当代城市居民的生活早已脱离了土地，人口流动变得更为便利而廉价，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关系也不再局限于熟人，陌生人社交的比重大大增加。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情很难再有用武之地，因为陌生人之间很难形成有效的人情账务。
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人情记账系统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古代的乡土社会缺乏足够的货币和社会公共服务，而这些在当代社会早已不是问题。
我们把前面的例子移到现代社会来，张三家的房子意外失火，李四和王五是没理由冒着生命危险去救火的，他们帮忙拨打一下消防电话已经可以算作热心市民，至于重建房子那就更没他们什么事了;反过来，等到李四的儿子要结婚的时候，张三也没必要跑去给李四装修房子，李四请来装修公司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样一来人情记账系统就不被需要了，货币系统显然要更高效一些。
城市化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劳动成果的货币化以及社会服务的商品化。因为城市化必然带来普遍的就业，人们通过劳动而获得货币回报，货币结余也可以轻松地购买一般的社会服务，因此人们往往会感叹现代社会的人情淡薄，其实这反而是一种进步。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人情已经在当代社会销声匿迹了呢?现实生活给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刚刚所说的社会服务只是“一般的”，除此之外还有“特殊的”和“稀缺的”。比如我年初办理的证件和执照，快速而高效的办理就成为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服务;至于稀缺的社会服务，比较典型的如重点学校的入学名额、中心医院的紧缺床位等等。
还有更多的灰色区域，笔者就不多说了，此类服务有两个共通的特点：无法标准化和无法货币化。这些社会服务或者说是社会资源，往往只会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就使得它们很难脱离人情记账体系，想要获取服务和资源，只能依赖于人情。
如果笔者没有向亲戚求助，或许还得在政府机关打转一个月;假如张三是某重点学校的校长，李四求张三给安排一个学位，大概率会被拒绝，可要是张三的侄子要去上学那就顺理成章了，可见关系和人情有时也是很重要的。
结语
当代的中国人只要说到人情，大都会谈其弊端。事实上，人情世故也并非洪水猛兽，它之所以形成并长期留存于世，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逻辑的。
人情本质上来源于社会组织中的互助行为，无论是西方式的教会，还是东方式的宗族，其目的都是为了降低人际之间的交易成本。区别只在于，西方文明早期就形成了相对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个体拥有的货币量较大，社会服务的商品化程度也比较高，因此对于人情体系的依赖程度就比较低;而东方文明直到近代以前都保持着农业文明的本色，乡土色彩更为浓厚，公共的社会服务不可避免的要附着于人情体系。
虽然城市化的发展，使得人情体系在社会生活中不再是必要选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完全归零，除了前述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为其提供了生长的土壤。
一方面，当今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也才刚刚过半，不同区域的市场化程度和不同人群的认知水平还有较大的差异。由此不仅会产生收入的差异，也会在社会服务水平上形成落差。在相对落后的地区，人情体系依然还会照常运转。
另一方面，人情本身也有它温情的一面。近年来，一系列的社会悲剧事件也引发了对于“人情冷漠”的反思，也让大家重新展开对于人情的探讨。很显然，每个人都希望在自身遇到困境时，能够得到他人的帮助。
对此，我们需要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不动摇，继续推动市场化进程，完善社会服务与保障;同时还要促进社会公平，着力解决城乡二元化的问题。此外，还要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品质，倡导助人为乐的精神，促进社会和谐。
当然，人情一旦转化为关系和资源，也会衍生出许多的灰色空间。我们需要做的依然是加强市场化改革，推动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丰富稀缺资源的供给，同时以制度化的方式限制特殊资源的滥用。
总而言之，现今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人情社会，这并不完全是坏事，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将人情用在正确的地方，使其变成一个温情而美好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