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大学生，应该怎样理性面对校园网贷
要求各高校重视金融知识教育，加强对不良校园贷的警示教育。
教育部已要求各高校重视金融知识教育，加强对不良校园贷的警示
一、作为一名大学生，应该怎样理性面对校园网贷
要求各高校重视金融知识教育，加强对不良校园贷的警示教育。
教育部已要求各高校重视金融知识教育，加强对不良校园贷的警示教育，无疑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非法校园贷走了，但换个马甲的新骗局还可能登场。加强财商教育，就相当于为大学生披上抗击诈骗的盔甲。
款消费已成时代潮流，不必给合理追求贴标签，更不应被妖魔化。金融机构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不妨在简化程序、降低门槛方面做好文章，让真正有需求的大学生更便利地得到金融支持，有尊严也有能力进行贷款消费。
扩展资料：
校园贷的相关情况：
1、鼓励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进一步针对大学生合理需求研发产品，提高对大学生的服务效率，补齐面向校园、面向大学生金融服务覆盖不足的短板。
2、经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根据大学生群体的风险特点，开发既能满足大学生融资需求，又能有效控制风险的校园金融产品。
3、从事校园贷业务的网贷机构一律暂停新发校园网贷业务标的，并根据自身存量业务情况，制定明确的退出整改计划。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别让校园贷成为“校园害”
二、我们该拿这该死的“灰犀牛”怎么办？
7月17日，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的首个工作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文中提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增强忧患意识……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
这头与“黑天鹅”并列的“灰犀牛”，到底是怎样一种金融风险呢？如果说“黑天鹅”是小概率的突发灾难，那么“灰犀牛”就是大概率的潜在危机。这个概念最初是由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于2013年1月在达沃斯全球论坛上提出的。在这位学者看来，“灰犀牛”的危害比“黑天鹅”更大。“黑天鹅”事件发生很突然，让人有紧迫感，大家会很快采取应对行动。与之相反，由于“灰犀牛”风险或可预见、或很明显，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尽在掌握中，从而不在意，最终酿成苦果。
灰犀牛生活于非洲草原，体型笨重、反应迟缓。人们长年看得见成群的犀牛在远处吃草，但从不担心其靠近并造成伤害：“那么笨重的家伙，等它过来我早就躲开了”。然而，灰犀牛群受惊狂奔起来，却是造成许多致命伤害的“杀手”。一旦成群的灰犀牛向你狂奔而来，它们憨直的路线、爆发性的攻击力，会让你猝不及防，直接被踩倒在地。渥克用这一比喻说明，危险并不都来源于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意外（“黑天鹅”），反而有时是来自于熟视无睹、或自信能够躲开的、但发生时却谁也无法扭转的大局趋势。
用渥克的话说：“当你正面临数头两吨重的猛兽，愤怒地喷着气，直直地盯着你，随时准备向你扑来，将你撞翻在地的时候，为什么要去害怕一只奇怪的鸟儿呢？”这有点像中国人说的“积重难返”或“尾大不掉”，也有点像晋景公的“病入膏肓”，或扁鹊见蔡桓公时说的“在骨髓，司命之所属”（病到深处，无从医救）。无数次金融危机爆发前其实早有迹象呈现，但人们总是一再忽视。直到危机无药可救，像火山般爆发出来。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金融危机吞噬掉希望，毁掉原本可以安宁度日的生活。
换句话说，那些如“黑天鹅”般从天而降的金融危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是早有预兆的“灰犀牛”，是许多系统性风险累积的结果。比如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2008年的希腊债务危机，以及此后的美国次贷危机。这些危机爆发之前，其实早有大量财经媒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美国联邦调查局，针对各类危险信号提出过警告。然而人们并没有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更令人遗憾的是，在危机发生之后，人们还总将这些人为因素积累的结果，怪罪于不可知晓的偶然，称其为“不知何时会降临的黑天鹅”，从而回避关于金融监管部门失职和风险防范机制缺位的质疑。
这头与“黑天鹅”并列的“灰犀牛”，到底是怎样一种金融风险呢？如果说“黑天鹅”是小概率的突发灾难，那么“灰犀牛”就是大概率的潜在危机。这个概念最初是由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于2013年1月在达沃斯全球论坛上提出的。在这位学者看来，“灰犀牛”的危害比“黑天鹅”更大。“黑天鹅”事件发生很突然，让人有紧迫感，大家会很快采取应对行动。与之相反，由于“灰犀牛”风险或可预见、或很明显，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尽在掌握中，从而不在意，最终酿成苦果。
三、请从政治生活角度分析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意义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难上加难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区间，从世界范围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达到中等收入发展水平，但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进入高收入行列的不多，正因如此才把这个区间称为“陷阱”。其中拉美国家的情况最为突出，大多数国家长时间滞留其中，如阿根廷已熬了半个世纪，拉美大国中只有巴西有希望再经过几年努力跨越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东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先有日本后有“四小龙”，马来西亚本来比较有条件实现跨越，但至今仍在陷阱里挣扎，还有泰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发展速度就下来了。
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者教训多
从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主要是靠积极的升级政策和良好的体制。具体表现为采取积极的产业升级政策，大力推动技术和管理体系创新，以创新来推动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不断升级；重视对人力资源的培养和利用，不断改进管理，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形成支持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包容性机制等。从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的国家和地区的教训看，主要是没有形成推动改革创新的政策，经济缺乏改进升级的动力和支持；还有的是因为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过多，市场缺乏活力；此外发展缺乏包容性，导致收入差距过大，引起社会内部的分裂也是重要教训。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综合进步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提升和跨越问题。一般说经济增长需要从依靠劳动、资本投入拉动向依靠技术、创新拉动转变，即生产要素效率提升的过程，也是实现收入由低到中再到高的过程。根据研究，导致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因素是生产要素效率不升反降，而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长期停滞在依靠劳动、资本投入的阶段上。若从更宏阔视角分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转变的问题，不仅涉及经济且包括社会、政治甚至文化等诸多方面。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综合进步，包括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保护生态环境、形成良好的治理制度等。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圆中国梦
我国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尽管很多人对此持乐观看法，但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要成功实现跨越，一须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机制，加快实现经济增长由依靠劳动和资本投入拉动，向依靠技术和创新拉动转变；二须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加快向绿色经济、节能经济结构转变；三须建立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机制，提高经济发展成果社会共享度。要抓住今后十几年的发展机遇期实现中国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关键一步。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转方式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关键是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按照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的要求，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推动财政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简政放权以调动市场主体创新和发展的积极性，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推进经济和社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充分发挥金融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等。 《人民日报》
中国的资本边际生产率令人担忧
中国经济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中除了劳动力生产率，还有资本边际生产率，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家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后资本边际生产率开始上升，而中国却反常地一路下降。海外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怎样把从政府和国企主导变成更广泛的各种力量共同主导。尽管出现了“中国奇迹”，然而从人均GDP看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表现出超常的高速度，本质上隐藏的危机或更严重，因为中国长期依赖劳动力和投资拉动经济，却在劳动力生产率、资本边际生产率上出现了下滑。因此，能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从目前的人均GDP 6000美元到人均8000美元的区间能否实现劳动生产率提速。
衡量经济指标要用全要素生产率
劳动力生产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的下降意味着中国无法再依赖“人力+投资”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上述学者认为全要素生产率（TFP）才应是衡量经济的标准，即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作为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的增长。虽然中国一直强调技术创新，然而核心在于制度改革。改善效率肯定比技术创新更加重要，靠的是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制度改革要求两个撤出，即政府从经济活动中撤出，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部门撤出。 《国际金融报》
内生增长需要社会制度相对公平
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仍是增长问题，持续增长能力的核心是培育内生增长动力。在全球化中，发达国家在利用外部增长动力实现经济起步之后很快寻找到并培育了自身的内生增长动力基础，从而获得持续增长能力，而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长期依赖国际市场，缺乏内生增长动力，成为国际经济危机的最终买单和受害者。在当今国际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专业化于报酬递增而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报酬递减的行业，从而富国从资本技术禀赋中获益，穷国从资源和劳动力禀赋中获益。我国亟须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基础转移到内需市场和资本技术溢出上，而城镇化是转换增长模式，拓展投资空间，改善投资结构的重要着力点，还是推进二次改革、重建社会公平的重要突破口。因为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内生增长动力能否形成主要取决于是否存在相对公平的社会制度。 《南方日报》
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后七年
一些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是经济徘徊在人均GDP很难突破1万美元，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就业困难、信仰缺失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金融体系脆弱等。人均GDP日本1972年接近3000美元，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用了约12年，韩国则用了8年。按世界银行标准，去年中国内地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已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欲到2020年实现国内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即中国能否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以后七年。 （中新社）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前有巴西之鉴
自上世纪70年代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以来，巴西一直没能如起步条件相似的亚洲四小龙那样跻身高收入经济体。在经历了“巴西奇迹”后，劳动力成本增高、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社会不平等加剧、中产阶级比重较小等成为其进入发达国家之列的制约因素，而资源配置效率低和研发创新能力弱是重要原因。1990年巴西进口产品平均关税高达33.5%，远高于美国的3%至4%和韩国的8%至9%；在行政审批程序上2004年时巴西企业创建需要15道程序，平均耗时152天，而同期美国只需5道程序耗时4天，韩国也仅需12道程序33天；上世纪90年代初巴西各州大举负债增长，相继出现无力偿还联邦金融机构债务的违约行为并引发了债务危机，被认为也是陷于“陷阱”的重要原因；另外在研发创新能力方面，教育水平长期不高成为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提高的重要掣肘。 《新华每日电讯》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意义就是，使得发展前景的拥有了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这就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意义所在。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由于某种优势）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由于工资上涨，制造商常常发现自己无法和别国的低成本生产商相竞争，但他们仍觉得自己处于高附加值产品的先进经济体内，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尽管很多人对此持乐观看法，但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
要成功实现跨越，一须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机制，加快实现经济增长由依靠劳动和资本投入拉动，向依靠技术和创新拉动转变；二须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加快向绿色经济、节能经济结构转变；三须建立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机制，提高经济发展成果社会共享度。要抓住今后十几年的发展机遇期实现中国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关键一步。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区间，从世界范围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达到中等收入发展水平，但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进入高收入行列的不多，正因如此才把这个区间称为“陷阱”。其中拉美国家的情况最为突出，大多数国家长时间滞留其中。
打破身份限制，允许一定范围内户籍开放，彻底打破身份血缘用工制，是建立法治市场的当务之急，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步骤。所有人身份相同，而后才能践行法律面前权利义务平等，推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才是可行的。打破身份制约，建立法治市场经济，是中 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不二法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