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体化哪几个城市受益最大？(京津冀一体化哪几个城市受益最大？)
1. 京津冀一体化哪几个城市受益最大？
一是打造京津雄三角双创特区，优化京津冀地区双创空间布局。结合雄安新区建设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布局，进一步优化科技双创空间布局，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国家科技双创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打造以小尺度的各类功能区双创共同体为单元，以中尺度的卫星城双创共同体为基础和城市间交通带廊为纽带，以北京核心区、天津城区、雄安新区为支撑的三角双创特区，支撑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二是全面推进京津冀地区跨行政区域的重组与整合，培植津冀战略科技力量。设立京津冀地区科教医双创资源重组整合专项基金，推进大专院校之间、科研院所之间、医疗机构之间，以及大专院校与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之间的合并、重组，重点为天津和河北省培植带动力强的战略科技力量。如借鉴中科院深圳理工学院的经验，在天津联合建设中科院天津合成生物学院。
三是共同建设京津冀地区双创带廊，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充分发挥京津冀地区交通带廊的通达快速的优势，以规划建设京津塘双创走廊国际化区域双创品牌为突破口，并行建设津雄保高铁沿线、运河沿线的产业，形成运河文化双创轴+津雄保新经济双创轴+津秦海洋科技双创轴等构成的多条双创创业走廊发展格局。筛选确定京津冀地区重点发展的实体产业，围绕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强产业链、双创链、金融链和服务链的融合，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互动融合，协力培育一批双创型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四是创建京津冀地区原双创兴产业培育示范区，打造自主可控原创万亿级新兴产业。优先支持京津冀地区和北方城市群培育新动能，在京津冀地区城市群中创建示范区，共同培育一批跨区域、有控制力、规模大的新兴产业集群，培育更多突破性颠覆性原创成果、原创产业，为中国自主双创提供更多实践经验和示范，以支撑起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
五是进一步深化全面双创改革，打造京津冀地区全面双创改革试验区升级版。重点在产学研融通、成果转化、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互动、双创文化、促进双创的法律规制、双创服务环境、政府政策激励、投融资机制等双创制度方面深化改革，增强双创动力。
六是京津冀地区强强联合，建设一批科技双创大设施、大平台。涉及先进制造与产业技术双创的国家大项目、大设施、大机构的布局，就应当整合京津双创资源，更多考虑强强联合在天津实施，以充分发挥天津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功能，对北京建设科技双创中心的功能实现提供更大的正反馈。
2. 京津冀一体化哪几个城市受益最大？
一是打造京津雄三角双创特区，优化京津冀地区双创空间布局。结合雄安新区建设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布局，进一步优化科技双创空间布局，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国家科技双创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打造以小尺度的各类功能区双创共同体为单元，以中尺度的卫星城双创共同体为基础和城市间交通带廊为纽带，以北京核心区、天津城区、雄安新区为支撑的三角双创特区，支撑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二是全面推进京津冀地区跨行政区域的重组与整合，培植津冀战略科技力量。设立京津冀地区科教医双创资源重组整合专项基金，推进大专院校之间、科研院所之间、医疗机构之间，以及大专院校与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之间的合并、重组，重点为天津和河北省培植带动力强的战略科技力量。如借鉴中科院深圳理工学院的经验，在天津联合建设中科院天津合成生物学院。
三是共同建设京津冀地区双创带廊，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充分发挥京津冀地区交通带廊的通达快速的优势，以规划建设京津塘双创走廊国际化区域双创品牌为突破口，并行建设津雄保高铁沿线、运河沿线的产业，形成运河文化双创轴+津雄保新经济双创轴+津秦海洋科技双创轴等构成的多条双创创业走廊发展格局。筛选确定京津冀地区重点发展的实体产业，围绕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强产业链、双创链、金融链和服务链的融合，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互动融合，协力培育一批双创型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四是创建京津冀地区原双创兴产业培育示范区，打造自主可控原创万亿级新兴产业。优先支持京津冀地区和北方城市群培育新动能，在京津冀地区城市群中创建示范区，共同培育一批跨区域、有控制力、规模大的新兴产业集群，培育更多突破性颠覆性原创成果、原创产业，为中国自主双创提供更多实践经验和示范，以支撑起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
五是进一步深化全面双创改革，打造京津冀地区全面双创改革试验区升级版。重点在产学研融通、成果转化、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互动、双创文化、促进双创的法律规制、双创服务环境、政府政策激励、投融资机制等双创制度方面深化改革，增强双创动力。
六是京津冀地区强强联合，建设一批科技双创大设施、大平台。涉及先进制造与产业技术双创的国家大项目、大设施、大机构的布局，就应当整合京津双创资源，更多考虑强强联合在天津实施，以充分发挥天津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功能，对北京建设科技双创中心的功能实现提供更大的正反馈。
3. 十四五规划深化实施什么 聚力突破什么？
记者从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获悉，围绕“十四五”时期总体部署和奋斗目标，甘肃省将聚力推动“七个新突破”。
“十四五”时期的发展目标是：经济发展取得重要成效、改革开放迈出重大步伐、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生态文明建设达到新水平、人民生活品质普遍改善、治理效能明显提升。
1.创新甘肃建设新突破。着眼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持续加大科技投入，以兰白自创区和兰白试验区提质增效为重点，着力打造一批重大科技创新载体，创建国家级创新平台。加强校地、院地互动融通，加快推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改造力度，做强行业领军创新型企业，培育10家左右年主营业务收入超50亿元的科技创新型骨干企业。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实施重点人才培育工程，激发各类人才创新创造内生动力。健全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畅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通道，优化科技生态环境，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驱动发展新高地。
2.产业竞争力提升新突破。坚持产业兴省、工业强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推动制造业比重稳定、质效提升，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实施提升产业链水平攻坚行动，以石油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能源电力等为重点，加快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抢抓国家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机遇，创造更好条件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助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以特色农业、数字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文旅康养等为重点，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百亿级园区。大力培育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积极打造“云上甘肃”“数字强省”。
3.基础支撑强化新突破。坚持基础先行，加快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落实交通强国战略,强化铁路、公路、航空等网络配套支撑，提高农村和边境地区交通通达深度，实现交通大提速、大升级、大畅通。坚持大中小水利并举，通过涵养水、抓节水、优配水、保供水、防洪水“五水共抓”，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境、防洪保安全的需求。系统布局“新基建”，打造面向“一带一路”的通信枢纽、区域信息汇集中心和大数据服务输出地。用好碳达峰、碳中和机遇，推进能源革命，加快绿色综合能源基地建设，打造国家重要的现代能源综合生产基地、储备基地、输出基地和战略通道。
4.绿色发展崛起新突破。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和生态文明体系。坚持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统筹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升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功能，加强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实施流域综合治理。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构建以祁连山、大熊猫、若尔盖(甘肃)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土地沙化防治，建设民勤生态示范区。突出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巩固污染防治攻坚成果。坚持把生态产业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主要抓手，推动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促进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增值，加快发展绿色金融，全面提高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5.城乡融合发展新突破。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坚持“四化”同步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大力发展现代丝路寒旱农业，努力让农业更强、农民更富、农村更美。抢抓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机遇，打造以西陇海兰新线为主轴，以兰州为中心、其他地级市城区为支撑、多个经济强县城区为节点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壮大区域经济增长极。突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建设一批生态大县、农业强县、工业富县、文旅名县。
6.深化改革开放新突破。坚持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加快打造活力甘肃、开放甘肃、诚信甘肃。把握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点，加快国资国企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更大力度发展民营经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发挥我省承东启西、连南通北区位优势，更深层次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对内对外开放空间，加快形成内外兼顾、陆海联动、向西为主、多向并进的开放新格局，打造新时代的“河西走廊”。
7.民生品质改善新突破。紧扣“品质”二字，做实“品质”文章，将基本财力向民生领域倾斜，着力在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促进共同富裕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释放甘肃厚重多彩的文化魅力，打造文化兴、生态美、百姓富的文化旅游强省。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抓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提高社会保障能力。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甘肃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4. 十四五规划深化实施什么 聚力突破什么？
记者从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获悉，围绕“十四五”时期总体部署和奋斗目标，甘肃省将聚力推动“七个新突破”。
“十四五”时期的发展目标是：经济发展取得重要成效、改革开放迈出重大步伐、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生态文明建设达到新水平、人民生活品质普遍改善、治理效能明显提升。
1.创新甘肃建设新突破。着眼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持续加大科技投入，以兰白自创区和兰白试验区提质增效为重点，着力打造一批重大科技创新载体，创建国家级创新平台。加强校地、院地互动融通，加快推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改造力度，做强行业领军创新型企业，培育10家左右年主营业务收入超50亿元的科技创新型骨干企业。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实施重点人才培育工程，激发各类人才创新创造内生动力。健全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畅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通道，优化科技生态环境，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驱动发展新高地。
2.产业竞争力提升新突破。坚持产业兴省、工业强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推动制造业比重稳定、质效提升，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实施提升产业链水平攻坚行动，以石油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能源电力等为重点，加快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抢抓国家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机遇，创造更好条件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助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以特色农业、数字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文旅康养等为重点，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百亿级园区。大力培育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积极打造“云上甘肃”“数字强省”。
3.基础支撑强化新突破。坚持基础先行，加快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落实交通强国战略,强化铁路、公路、航空等网络配套支撑，提高农村和边境地区交通通达深度，实现交通大提速、大升级、大畅通。坚持大中小水利并举，通过涵养水、抓节水、优配水、保供水、防洪水“五水共抓”，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境、防洪保安全的需求。系统布局“新基建”，打造面向“一带一路”的通信枢纽、区域信息汇集中心和大数据服务输出地。用好碳达峰、碳中和机遇，推进能源革命，加快绿色综合能源基地建设，打造国家重要的现代能源综合生产基地、储备基地、输出基地和战略通道。
4.绿色发展崛起新突破。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和生态文明体系。坚持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统筹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升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功能，加强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实施流域综合治理。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构建以祁连山、大熊猫、若尔盖(甘肃)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土地沙化防治，建设民勤生态示范区。突出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巩固污染防治攻坚成果。坚持把生态产业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主要抓手，推动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促进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增值，加快发展绿色金融，全面提高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5.城乡融合发展新突破。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坚持“四化”同步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大力发展现代丝路寒旱农业，努力让农业更强、农民更富、农村更美。抢抓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机遇，打造以西陇海兰新线为主轴，以兰州为中心、其他地级市城区为支撑、多个经济强县城区为节点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壮大区域经济增长极。突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建设一批生态大县、农业强县、工业富县、文旅名县。
6.深化改革开放新突破。坚持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加快打造活力甘肃、开放甘肃、诚信甘肃。把握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点，加快国资国企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更大力度发展民营经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发挥我省承东启西、连南通北区位优势，更深层次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对内对外开放空间，加快形成内外兼顾、陆海联动、向西为主、多向并进的开放新格局，打造新时代的“河西走廊”。
7.民生品质改善新突破。紧扣“品质”二字，做实“品质”文章，将基本财力向民生领域倾斜，着力在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促进共同富裕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释放甘肃厚重多彩的文化魅力，打造文化兴、生态美、百姓富的文化旅游强省。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抓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提高社会保障能力。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甘肃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5. 十四五规划深化实施什么 聚力突破什么？
记者从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获悉，围绕“十四五”时期总体部署和奋斗目标，甘肃省将聚力推动“七个新突破”。
“十四五”时期的发展目标是：经济发展取得重要成效、改革开放迈出重大步伐、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生态文明建设达到新水平、人民生活品质普遍改善、治理效能明显提升。
1.创新甘肃建设新突破。着眼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持续加大科技投入，以兰白自创区和兰白试验区提质增效为重点，着力打造一批重大科技创新载体，创建国家级创新平台。加强校地、院地互动融通，加快推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改造力度，做强行业领军创新型企业，培育10家左右年主营业务收入超50亿元的科技创新型骨干企业。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实施重点人才培育工程，激发各类人才创新创造内生动力。健全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畅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通道，优化科技生态环境，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驱动发展新高地。
2.产业竞争力提升新突破。坚持产业兴省、工业强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推动制造业比重稳定、质效提升，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实施提升产业链水平攻坚行动，以石油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能源电力等为重点，加快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抢抓国家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机遇，创造更好条件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助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以特色农业、数字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文旅康养等为重点，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百亿级园区。大力培育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积极打造“云上甘肃”“数字强省”。
3.基础支撑强化新突破。坚持基础先行，加快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落实交通强国战略,强化铁路、公路、航空等网络配套支撑，提高农村和边境地区交通通达深度，实现交通大提速、大升级、大畅通。坚持大中小水利并举，通过涵养水、抓节水、优配水、保供水、防洪水“五水共抓”，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境、防洪保安全的需求。系统布局“新基建”，打造面向“一带一路”的通信枢纽、区域信息汇集中心和大数据服务输出地。用好碳达峰、碳中和机遇，推进能源革命，加快绿色综合能源基地建设，打造国家重要的现代能源综合生产基地、储备基地、输出基地和战略通道。
4.绿色发展崛起新突破。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和生态文明体系。坚持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统筹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升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功能，加强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实施流域综合治理。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构建以祁连山、大熊猫、若尔盖(甘肃)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土地沙化防治，建设民勤生态示范区。突出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巩固污染防治攻坚成果。坚持把生态产业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主要抓手，推动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促进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增值，加快发展绿色金融，全面提高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5.城乡融合发展新突破。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坚持“四化”同步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大力发展现代丝路寒旱农业，努力让农业更强、农民更富、农村更美。抢抓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机遇，打造以西陇海兰新线为主轴，以兰州为中心、其他地级市城区为支撑、多个经济强县城区为节点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壮大区域经济增长极。突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建设一批生态大县、农业强县、工业富县、文旅名县。
6.深化改革开放新突破。坚持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加快打造活力甘肃、开放甘肃、诚信甘肃。把握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点，加快国资国企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更大力度发展民营经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发挥我省承东启西、连南通北区位优势，更深层次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对内对外开放空间，加快形成内外兼顾、陆海联动、向西为主、多向并进的开放新格局，打造新时代的“河西走廊”。
7.民生品质改善新突破。紧扣“品质”二字，做实“品质”文章，将基本财力向民生领域倾斜，着力在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促进共同富裕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释放甘肃厚重多彩的文化魅力，打造文化兴、生态美、百姓富的文化旅游强省。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抓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提高社会保障能力。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甘肃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6. 京津冀一体化哪几个城市受益最大？
一是打造京津雄三角双创特区，优化京津冀地区双创空间布局。结合雄安新区建设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布局，进一步优化科技双创空间布局，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国家科技双创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打造以小尺度的各类功能区双创共同体为单元，以中尺度的卫星城双创共同体为基础和城市间交通带廊为纽带，以北京核心区、天津城区、雄安新区为支撑的三角双创特区，支撑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二是全面推进京津冀地区跨行政区域的重组与整合，培植津冀战略科技力量。设立京津冀地区科教医双创资源重组整合专项基金，推进大专院校之间、科研院所之间、医疗机构之间，以及大专院校与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之间的合并、重组，重点为天津和河北省培植带动力强的战略科技力量。如借鉴中科院深圳理工学院的经验，在天津联合建设中科院天津合成生物学院。
三是共同建设京津冀地区双创带廊，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充分发挥京津冀地区交通带廊的通达快速的优势，以规划建设京津塘双创走廊国际化区域双创品牌为突破口，并行建设津雄保高铁沿线、运河沿线的产业，形成运河文化双创轴+津雄保新经济双创轴+津秦海洋科技双创轴等构成的多条双创创业走廊发展格局。筛选确定京津冀地区重点发展的实体产业，围绕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强产业链、双创链、金融链和服务链的融合，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互动融合，协力培育一批双创型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四是创建京津冀地区原双创兴产业培育示范区，打造自主可控原创万亿级新兴产业。优先支持京津冀地区和北方城市群培育新动能，在京津冀地区城市群中创建示范区，共同培育一批跨区域、有控制力、规模大的新兴产业集群，培育更多突破性颠覆性原创成果、原创产业，为中国自主双创提供更多实践经验和示范，以支撑起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
五是进一步深化全面双创改革，打造京津冀地区全面双创改革试验区升级版。重点在产学研融通、成果转化、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互动、双创文化、促进双创的法律规制、双创服务环境、政府政策激励、投融资机制等双创制度方面深化改革，增强双创动力。
六是京津冀地区强强联合，建设一批科技双创大设施、大平台。涉及先进制造与产业技术双创的国家大项目、大设施、大机构的布局，就应当整合京津双创资源，更多考虑强强联合在天津实施，以充分发挥天津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功能，对北京建设科技双创中心的功能实现提供更大的正反馈。
7. 泾河沣西如何做到产城互促产城融合的？
泾河沣西实现产城互促、产城融合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做法：
1. 推动工业升级转型：通过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绿色生态产业的转型，推动工业与城市协同发展。
2. 按规划统筹城市空间布局：合理规划土地利用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文化旅游业等产业，促进产城融合。
3.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设施等，包括教育、医疗、运动休闲、购物等，提高城市吸引力，促进产城互促。
4. 打造宜居城市环境：加强环保和绿化建设，优化城市公共交通，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为个人发展和产业转型提供更良好的条件。
5.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加强各类教育机构的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总之，产城互促、产城融合需要在多方面进行协同和配合，制定合理的规划和政策，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加快城市的品质提升，未来会搭建良好的发展平台和生态环境。
8. 京津冀一体化哪几个城市受益最大？
一是打造京津雄三角双创特区，优化京津冀地区双创空间布局。结合雄安新区建设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布局，进一步优化科技双创空间布局，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国家科技双创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打造以小尺度的各类功能区双创共同体为单元，以中尺度的卫星城双创共同体为基础和城市间交通带廊为纽带，以北京核心区、天津城区、雄安新区为支撑的三角双创特区，支撑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二是全面推进京津冀地区跨行政区域的重组与整合，培植津冀战略科技力量。设立京津冀地区科教医双创资源重组整合专项基金，推进大专院校之间、科研院所之间、医疗机构之间，以及大专院校与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之间的合并、重组，重点为天津和河北省培植带动力强的战略科技力量。如借鉴中科院深圳理工学院的经验，在天津联合建设中科院天津合成生物学院。
三是共同建设京津冀地区双创带廊，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充分发挥京津冀地区交通带廊的通达快速的优势，以规划建设京津塘双创走廊国际化区域双创品牌为突破口，并行建设津雄保高铁沿线、运河沿线的产业，形成运河文化双创轴+津雄保新经济双创轴+津秦海洋科技双创轴等构成的多条双创创业走廊发展格局。筛选确定京津冀地区重点发展的实体产业，围绕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强产业链、双创链、金融链和服务链的融合，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互动融合，协力培育一批双创型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四是创建京津冀地区原双创兴产业培育示范区，打造自主可控原创万亿级新兴产业。优先支持京津冀地区和北方城市群培育新动能，在京津冀地区城市群中创建示范区，共同培育一批跨区域、有控制力、规模大的新兴产业集群，培育更多突破性颠覆性原创成果、原创产业，为中国自主双创提供更多实践经验和示范，以支撑起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
五是进一步深化全面双创改革，打造京津冀地区全面双创改革试验区升级版。重点在产学研融通、成果转化、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互动、双创文化、促进双创的法律规制、双创服务环境、政府政策激励、投融资机制等双创制度方面深化改革，增强双创动力。
六是京津冀地区强强联合，建设一批科技双创大设施、大平台。涉及先进制造与产业技术双创的国家大项目、大设施、大机构的布局，就应当整合京津双创资源，更多考虑强强联合在天津实施，以充分发挥天津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功能，对北京建设科技双创中心的功能实现提供更大的正反馈。
9. 产学研深度合作的趋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总体要求，将其作为“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系列部署中的关键环节。党和国家关于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总体思路基本成形，相关政策导向日益清晰。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进程中，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正发挥着关键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立足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全局，重申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总体要求，将其作为“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系列部署中的关键环节，对新时代我国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意义非常重大。
国际国内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路程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以创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基础，以合作研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为原则，组合形成一段时期的利益共同体，共同开展科技创新、推进成果转化。国内外产学研各方由初期的专项合作，逐渐演进到近期的协同创新及深度融合，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路径。
政府政策引导和搭建平台。1933年日本成立全国性产学合作研究委员会，1988年发布《大学技术转让促进法》。从1975年起，英国实施鼓励科技界与产业界合作的系列计划。1984年美国颁布《国家合作研究法案》，鼓励形成科技工业园区、“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等模式。韩国产学研京畿地域协议会专项支持“产学协力革新”。
2012年我国启动“2011协同创新中心”项目，后与“十三五”期间“双一流”建设项目合并，目前部分省政府引导项目还在抓紧运行（如广东、江西等）。
行业企业主导多方合作。德国西门子公司与慕尼黑工业大学等高校建立“知识—资本”互换产学研联盟。芬兰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形成信息交流和技术交流创新机制。美国扁平化自治型的硅谷创新网络、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生物科技园等，多数高科技企业均与高校专家和研究团队密切合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业部委所属高校和20世纪90年代后期改革后行业特点突出的高校，均同相关行业企业保持着密切合作、共同研发的关系。
高校为基地吸引企业合作。英国华威大学校企合作，卢森堡大学校银合作，芬兰、爱尔兰、瑞典等国基于一流大学的协同创新网络，都各具特色。
我国部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各类校际结盟，邀请企业进驻校园设置工程中心、实验室、工作站等，并在学校周边或其他地区合办科技园区，注意与区域内其他科研院所合作。
各方联手打造区域集群。2007—2013年间，欧盟推动在特定产业和区域中设立由创新实验室、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共同参与的“创新集群”。我国北京“中关村协同创新计划”依托园区，汇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27所大学、中国科学院30余家研究所、50家国家级科研机构专项合作；武汉东湖高新区（光谷）建设八大产业园区，集聚42所高校、56个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院所与企业协同创新。
总体上看，产学研协同创新由浅入深，存在着一个“光谱”：各方达成一般性资源共享协议，实现单个或若干项目合作，开展跨机构多项目协作，设立网络联盟，建立战略联盟，而建立战略联盟将达到深度融合的最高水平。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基本上形成两大动力，一是政府调控下引导外部需求推动，多见于中国、日本、韩国和多数欧洲国家；二是参与各方主要靠内在利益契约驱动，多见于美国和少数欧洲国家，中国也在起步。其中，产学研各方利益协调至关重要，须依规确认各自权责利边界，设定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机制。
新时代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政策导向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开始推展产学合作教育，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来，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部署，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迈上新的台阶。一般来说，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原始创新，高校和科研院所是主力军，企业有积极参与趋势；在应用研究领域的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企业研发机构是主力军，高校等跟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新界定的应用基础研究，作为沟通各研究领域不同创新类别的中间环节，正在成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蓝海”。
在宏观政策层面，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产学研合作及其协同创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要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文件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引导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
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明确各类创新主体功能定位，构建政产学研用一体的创新网络”。此后《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推动高校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多学科交叉融合、校所企协同创新”“健全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支持高校与行业企业、科研院所联合建设创新中心和创新平台，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和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文件相继强调，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关于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积极投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讲话精神，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进一步要求，探索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全链条、网络化、开放式协同创新联盟。由此可见，党和国家关于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总体思路基本成形，相关政策导向日益清晰。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进程中，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正发挥着关键作用。
从产学研协同创新到深度融合的基本走势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随着新时代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持续推进，我国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纷纷落实投融资、知识产权保护、财税支持等鼓励创新的政策措施，通过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金支持科技成果转化。高校更加重视服务企业研发创新。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明显增大，相关制度环境发生新的变化。当前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基本走势，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企业创新主体和技术创新核心地位更加突出。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文件的新部署，“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积极发展新动能，强化标准引领，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企业在技术创新全局中的决策者、组织者、投资者地位日益凸显，在集聚产业创新资源、加快产业共性技术研发、推动重大研发成果应用中，必然需要产学研、上中下游、大中小微企业紧密合作，进一步促进产业链深度创新融合，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实施等各个环节，切实发挥企业主体和市场导向作用。
第二，在政府指导规划框架下完善产学研三方签约机制。在国内外发展环境条件不断变化的形势下，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国际竞争力，必须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各地政府需要研制关于本地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专项指导规划，促成高校同企业、科研院所在规划框架下协商签约，从应用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研发、中试孵化、研发成果进入产品化、产业化的链条，选择重点提供财政经费支持。在支持既有大学科技园、高技术产业园区、产业孵化基地的基础上，促进高校合作建设研发成果转化中心，更加重视区域内及跨区域不同隶属关系大学的研发成果转化。
第三，产学研深度融合需要依托协同创新联盟或共同体。高校不仅要顺应企业技术创新的多样化需求，更要主动联系企业，在深入磋商中激发和挖掘企业技术创新需求，会同有关科研院所，探索合作举办技术研究院和专项研发中心，创造条件结成协同创新联盟或共同体。通过设立产学研协同创新管理委员会，发挥高校理事会（董事会）吸引企业家参与机制的作用，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大学制度、现代科研管理制度相结合，根据企业需求，精准承担技术研发项目、调整人力资源开发模式，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高校及科研机构发挥主动性的长效机制，在相同或相近领域技术创新攻关上形成更大合力。
第四，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资源服务平台。借助区域或跨区域的网络和大数据平台、科技中介服务平台、知识产权和技术交流交易平台，按产业链汇聚融合研发创新资源，共建协同创新资源中心，营造动态集群综合体，集实体合作、虚拟研发、投资融资、资源共享、合作管理等多功能于一体，方便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相互了解研发成果信息、借调互换研发人员、联合组建攻关团队。引导需方企业提供资金或设立基金，以风险投资、股份合作、股份制等方式引进社会资本。加强产业行业协会商会服务，健全征信制度和第三方评估监测制度，促进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可持续发展。
10. 产学研深度合作的趋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总体要求，将其作为“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系列部署中的关键环节。党和国家关于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总体思路基本成形，相关政策导向日益清晰。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进程中，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正发挥着关键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立足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全局，重申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总体要求，将其作为“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系列部署中的关键环节，对新时代我国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意义非常重大。
国际国内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路程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以创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基础，以合作研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为原则，组合形成一段时期的利益共同体，共同开展科技创新、推进成果转化。国内外产学研各方由初期的专项合作，逐渐演进到近期的协同创新及深度融合，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路径。
政府政策引导和搭建平台。1933年日本成立全国性产学合作研究委员会，1988年发布《大学技术转让促进法》。从1975年起，英国实施鼓励科技界与产业界合作的系列计划。1984年美国颁布《国家合作研究法案》，鼓励形成科技工业园区、“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等模式。韩国产学研京畿地域协议会专项支持“产学协力革新”。
2012年我国启动“2011协同创新中心”项目，后与“十三五”期间“双一流”建设项目合并，目前部分省政府引导项目还在抓紧运行（如广东、江西等）。
行业企业主导多方合作。德国西门子公司与慕尼黑工业大学等高校建立“知识—资本”互换产学研联盟。芬兰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形成信息交流和技术交流创新机制。美国扁平化自治型的硅谷创新网络、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生物科技园等，多数高科技企业均与高校专家和研究团队密切合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业部委所属高校和20世纪90年代后期改革后行业特点突出的高校，均同相关行业企业保持着密切合作、共同研发的关系。
高校为基地吸引企业合作。英国华威大学校企合作，卢森堡大学校银合作，芬兰、爱尔兰、瑞典等国基于一流大学的协同创新网络，都各具特色。
我国部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各类校际结盟，邀请企业进驻校园设置工程中心、实验室、工作站等，并在学校周边或其他地区合办科技园区，注意与区域内其他科研院所合作。
各方联手打造区域集群。2007—2013年间，欧盟推动在特定产业和区域中设立由创新实验室、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共同参与的“创新集群”。我国北京“中关村协同创新计划”依托园区，汇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27所大学、中国科学院30余家研究所、50家国家级科研机构专项合作；武汉东湖高新区（光谷）建设八大产业园区，集聚42所高校、56个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院所与企业协同创新。
总体上看，产学研协同创新由浅入深，存在着一个“光谱”：各方达成一般性资源共享协议，实现单个或若干项目合作，开展跨机构多项目协作，设立网络联盟，建立战略联盟，而建立战略联盟将达到深度融合的最高水平。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基本上形成两大动力，一是政府调控下引导外部需求推动，多见于中国、日本、韩国和多数欧洲国家；二是参与各方主要靠内在利益契约驱动，多见于美国和少数欧洲国家，中国也在起步。其中，产学研各方利益协调至关重要，须依规确认各自权责利边界，设定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机制。
新时代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政策导向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开始推展产学合作教育，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来，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部署，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迈上新的台阶。一般来说，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原始创新，高校和科研院所是主力军，企业有积极参与趋势；在应用研究领域的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企业研发机构是主力军，高校等跟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新界定的应用基础研究，作为沟通各研究领域不同创新类别的中间环节，正在成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蓝海”。
在宏观政策层面，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产学研合作及其协同创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要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文件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引导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
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明确各类创新主体功能定位，构建政产学研用一体的创新网络”。此后《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推动高校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多学科交叉融合、校所企协同创新”“健全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支持高校与行业企业、科研院所联合建设创新中心和创新平台，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和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文件相继强调，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关于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积极投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讲话精神，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进一步要求，探索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全链条、网络化、开放式协同创新联盟。由此可见，党和国家关于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总体思路基本成形，相关政策导向日益清晰。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进程中，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正发挥着关键作用。
从产学研协同创新到深度融合的基本走势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随着新时代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持续推进，我国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纷纷落实投融资、知识产权保护、财税支持等鼓励创新的政策措施，通过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金支持科技成果转化。高校更加重视服务企业研发创新。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明显增大，相关制度环境发生新的变化。当前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基本走势，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企业创新主体和技术创新核心地位更加突出。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文件的新部署，“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积极发展新动能，强化标准引领，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企业在技术创新全局中的决策者、组织者、投资者地位日益凸显，在集聚产业创新资源、加快产业共性技术研发、推动重大研发成果应用中，必然需要产学研、上中下游、大中小微企业紧密合作，进一步促进产业链深度创新融合，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实施等各个环节，切实发挥企业主体和市场导向作用。
第二，在政府指导规划框架下完善产学研三方签约机制。在国内外发展环境条件不断变化的形势下，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国际竞争力，必须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各地政府需要研制关于本地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专项指导规划，促成高校同企业、科研院所在规划框架下协商签约，从应用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研发、中试孵化、研发成果进入产品化、产业化的链条，选择重点提供财政经费支持。在支持既有大学科技园、高技术产业园区、产业孵化基地的基础上，促进高校合作建设研发成果转化中心，更加重视区域内及跨区域不同隶属关系大学的研发成果转化。
第三，产学研深度融合需要依托协同创新联盟或共同体。高校不仅要顺应企业技术创新的多样化需求，更要主动联系企业，在深入磋商中激发和挖掘企业技术创新需求，会同有关科研院所，探索合作举办技术研究院和专项研发中心，创造条件结成协同创新联盟或共同体。通过设立产学研协同创新管理委员会，发挥高校理事会（董事会）吸引企业家参与机制的作用，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大学制度、现代科研管理制度相结合，根据企业需求，精准承担技术研发项目、调整人力资源开发模式，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高校及科研机构发挥主动性的长效机制，在相同或相近领域技术创新攻关上形成更大合力。
第四，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资源服务平台。借助区域或跨区域的网络和大数据平台、科技中介服务平台、知识产权和技术交流交易平台，按产业链汇聚融合研发创新资源，共建协同创新资源中心，营造动态集群综合体，集实体合作、虚拟研发、投资融资、资源共享、合作管理等多功能于一体，方便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相互了解研发成果信息、借调互换研发人员、联合组建攻关团队。引导需方企业提供资金或设立基金，以风险投资、股份合作、股份制等方式引进社会资本。加强产业行业协会商会服务，健全征信制度和第三方评估监测制度，促进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可持续发展。
11. 产学研深度合作的趋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总体要求，将其作为“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系列部署中的关键环节。党和国家关于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总体思路基本成形，相关政策导向日益清晰。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进程中，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正发挥着关键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立足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全局，重申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总体要求，将其作为“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系列部署中的关键环节，对新时代我国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意义非常重大。
国际国内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路程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以创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基础，以合作研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为原则，组合形成一段时期的利益共同体，共同开展科技创新、推进成果转化。国内外产学研各方由初期的专项合作，逐渐演进到近期的协同创新及深度融合，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路径。
政府政策引导和搭建平台。1933年日本成立全国性产学合作研究委员会，1988年发布《大学技术转让促进法》。从1975年起，英国实施鼓励科技界与产业界合作的系列计划。1984年美国颁布《国家合作研究法案》，鼓励形成科技工业园区、“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等模式。韩国产学研京畿地域协议会专项支持“产学协力革新”。
2012年我国启动“2011协同创新中心”项目，后与“十三五”期间“双一流”建设项目合并，目前部分省政府引导项目还在抓紧运行（如广东、江西等）。
行业企业主导多方合作。德国西门子公司与慕尼黑工业大学等高校建立“知识—资本”互换产学研联盟。芬兰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形成信息交流和技术交流创新机制。美国扁平化自治型的硅谷创新网络、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生物科技园等，多数高科技企业均与高校专家和研究团队密切合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业部委所属高校和20世纪90年代后期改革后行业特点突出的高校，均同相关行业企业保持着密切合作、共同研发的关系。
高校为基地吸引企业合作。英国华威大学校企合作，卢森堡大学校银合作，芬兰、爱尔兰、瑞典等国基于一流大学的协同创新网络，都各具特色。
我国部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各类校际结盟，邀请企业进驻校园设置工程中心、实验室、工作站等，并在学校周边或其他地区合办科技园区，注意与区域内其他科研院所合作。
各方联手打造区域集群。2007—2013年间，欧盟推动在特定产业和区域中设立由创新实验室、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共同参与的“创新集群”。我国北京“中关村协同创新计划”依托园区，汇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27所大学、中国科学院30余家研究所、50家国家级科研机构专项合作；武汉东湖高新区（光谷）建设八大产业园区，集聚42所高校、56个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院所与企业协同创新。
总体上看，产学研协同创新由浅入深，存在着一个“光谱”：各方达成一般性资源共享协议，实现单个或若干项目合作，开展跨机构多项目协作，设立网络联盟，建立战略联盟，而建立战略联盟将达到深度融合的最高水平。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基本上形成两大动力，一是政府调控下引导外部需求推动，多见于中国、日本、韩国和多数欧洲国家；二是参与各方主要靠内在利益契约驱动，多见于美国和少数欧洲国家，中国也在起步。其中，产学研各方利益协调至关重要，须依规确认各自权责利边界，设定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机制。
新时代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政策导向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开始推展产学合作教育，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来，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部署，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迈上新的台阶。一般来说，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原始创新，高校和科研院所是主力军，企业有积极参与趋势；在应用研究领域的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企业研发机构是主力军，高校等跟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新界定的应用基础研究，作为沟通各研究领域不同创新类别的中间环节，正在成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蓝海”。
在宏观政策层面，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产学研合作及其协同创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要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文件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引导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
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明确各类创新主体功能定位，构建政产学研用一体的创新网络”。此后《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推动高校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多学科交叉融合、校所企协同创新”“健全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支持高校与行业企业、科研院所联合建设创新中心和创新平台，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和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文件相继强调，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关于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积极投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讲话精神，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进一步要求，探索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全链条、网络化、开放式协同创新联盟。由此可见，党和国家关于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总体思路基本成形，相关政策导向日益清晰。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进程中，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正发挥着关键作用。
从产学研协同创新到深度融合的基本走势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随着新时代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持续推进，我国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纷纷落实投融资、知识产权保护、财税支持等鼓励创新的政策措施，通过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金支持科技成果转化。高校更加重视服务企业研发创新。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明显增大，相关制度环境发生新的变化。当前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基本走势，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企业创新主体和技术创新核心地位更加突出。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文件的新部署，“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积极发展新动能，强化标准引领，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企业在技术创新全局中的决策者、组织者、投资者地位日益凸显，在集聚产业创新资源、加快产业共性技术研发、推动重大研发成果应用中，必然需要产学研、上中下游、大中小微企业紧密合作，进一步促进产业链深度创新融合，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实施等各个环节，切实发挥企业主体和市场导向作用。
第二，在政府指导规划框架下完善产学研三方签约机制。在国内外发展环境条件不断变化的形势下，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国际竞争力，必须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各地政府需要研制关于本地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专项指导规划，促成高校同企业、科研院所在规划框架下协商签约，从应用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研发、中试孵化、研发成果进入产品化、产业化的链条，选择重点提供财政经费支持。在支持既有大学科技园、高技术产业园区、产业孵化基地的基础上，促进高校合作建设研发成果转化中心，更加重视区域内及跨区域不同隶属关系大学的研发成果转化。
第三，产学研深度融合需要依托协同创新联盟或共同体。高校不仅要顺应企业技术创新的多样化需求，更要主动联系企业，在深入磋商中激发和挖掘企业技术创新需求，会同有关科研院所，探索合作举办技术研究院和专项研发中心，创造条件结成协同创新联盟或共同体。通过设立产学研协同创新管理委员会，发挥高校理事会（董事会）吸引企业家参与机制的作用，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大学制度、现代科研管理制度相结合，根据企业需求，精准承担技术研发项目、调整人力资源开发模式，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高校及科研机构发挥主动性的长效机制，在相同或相近领域技术创新攻关上形成更大合力。
第四，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资源服务平台。借助区域或跨区域的网络和大数据平台、科技中介服务平台、知识产权和技术交流交易平台，按产业链汇聚融合研发创新资源，共建协同创新资源中心，营造动态集群综合体，集实体合作、虚拟研发、投资融资、资源共享、合作管理等多功能于一体，方便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相互了解研发成果信息、借调互换研发人员、联合组建攻关团队。引导需方企业提供资金或设立基金，以风险投资、股份合作、股份制等方式引进社会资本。加强产业行业协会商会服务，健全征信制度和第三方评估监测制度，促进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可持续发展。
12. 产学研深度合作的趋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总体要求，将其作为“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系列部署中的关键环节。党和国家关于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总体思路基本成形，相关政策导向日益清晰。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进程中，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正发挥着关键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立足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全局，重申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总体要求，将其作为“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系列部署中的关键环节，对新时代我国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意义非常重大。
国际国内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路程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以创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基础，以合作研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为原则，组合形成一段时期的利益共同体，共同开展科技创新、推进成果转化。国内外产学研各方由初期的专项合作，逐渐演进到近期的协同创新及深度融合，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路径。
政府政策引导和搭建平台。1933年日本成立全国性产学合作研究委员会，1988年发布《大学技术转让促进法》。从1975年起，英国实施鼓励科技界与产业界合作的系列计划。1984年美国颁布《国家合作研究法案》，鼓励形成科技工业园区、“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等模式。韩国产学研京畿地域协议会专项支持“产学协力革新”。
2012年我国启动“2011协同创新中心”项目，后与“十三五”期间“双一流”建设项目合并，目前部分省政府引导项目还在抓紧运行（如广东、江西等）。
行业企业主导多方合作。德国西门子公司与慕尼黑工业大学等高校建立“知识—资本”互换产学研联盟。芬兰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形成信息交流和技术交流创新机制。美国扁平化自治型的硅谷创新网络、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生物科技园等，多数高科技企业均与高校专家和研究团队密切合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业部委所属高校和20世纪90年代后期改革后行业特点突出的高校，均同相关行业企业保持着密切合作、共同研发的关系。
高校为基地吸引企业合作。英国华威大学校企合作，卢森堡大学校银合作，芬兰、爱尔兰、瑞典等国基于一流大学的协同创新网络，都各具特色。
我国部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各类校际结盟，邀请企业进驻校园设置工程中心、实验室、工作站等，并在学校周边或其他地区合办科技园区，注意与区域内其他科研院所合作。
各方联手打造区域集群。2007—2013年间，欧盟推动在特定产业和区域中设立由创新实验室、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共同参与的“创新集群”。我国北京“中关村协同创新计划”依托园区，汇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27所大学、中国科学院30余家研究所、50家国家级科研机构专项合作；武汉东湖高新区（光谷）建设八大产业园区，集聚42所高校、56个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院所与企业协同创新。
总体上看，产学研协同创新由浅入深，存在着一个“光谱”：各方达成一般性资源共享协议，实现单个或若干项目合作，开展跨机构多项目协作，设立网络联盟，建立战略联盟，而建立战略联盟将达到深度融合的最高水平。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基本上形成两大动力，一是政府调控下引导外部需求推动，多见于中国、日本、韩国和多数欧洲国家；二是参与各方主要靠内在利益契约驱动，多见于美国和少数欧洲国家，中国也在起步。其中，产学研各方利益协调至关重要，须依规确认各自权责利边界，设定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机制。
新时代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政策导向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开始推展产学合作教育，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来，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部署，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迈上新的台阶。一般来说，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原始创新，高校和科研院所是主力军，企业有积极参与趋势；在应用研究领域的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企业研发机构是主力军，高校等跟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新界定的应用基础研究，作为沟通各研究领域不同创新类别的中间环节，正在成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蓝海”。
在宏观政策层面，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产学研合作及其协同创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要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文件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引导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
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明确各类创新主体功能定位，构建政产学研用一体的创新网络”。此后《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推动高校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多学科交叉融合、校所企协同创新”“健全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支持高校与行业企业、科研院所联合建设创新中心和创新平台，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和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文件相继强调，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关于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积极投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讲话精神，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进一步要求，探索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全链条、网络化、开放式协同创新联盟。由此可见，党和国家关于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总体思路基本成形，相关政策导向日益清晰。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进程中，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正发挥着关键作用。
从产学研协同创新到深度融合的基本走势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随着新时代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持续推进，我国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纷纷落实投融资、知识产权保护、财税支持等鼓励创新的政策措施，通过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金支持科技成果转化。高校更加重视服务企业研发创新。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明显增大，相关制度环境发生新的变化。当前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基本走势，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企业创新主体和技术创新核心地位更加突出。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文件的新部署，“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积极发展新动能，强化标准引领，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企业在技术创新全局中的决策者、组织者、投资者地位日益凸显，在集聚产业创新资源、加快产业共性技术研发、推动重大研发成果应用中，必然需要产学研、上中下游、大中小微企业紧密合作，进一步促进产业链深度创新融合，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实施等各个环节，切实发挥企业主体和市场导向作用。
第二，在政府指导规划框架下完善产学研三方签约机制。在国内外发展环境条件不断变化的形势下，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国际竞争力，必须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各地政府需要研制关于本地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专项指导规划，促成高校同企业、科研院所在规划框架下协商签约，从应用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研发、中试孵化、研发成果进入产品化、产业化的链条，选择重点提供财政经费支持。在支持既有大学科技园、高技术产业园区、产业孵化基地的基础上，促进高校合作建设研发成果转化中心，更加重视区域内及跨区域不同隶属关系大学的研发成果转化。
第三，产学研深度融合需要依托协同创新联盟或共同体。高校不仅要顺应企业技术创新的多样化需求，更要主动联系企业，在深入磋商中激发和挖掘企业技术创新需求，会同有关科研院所，探索合作举办技术研究院和专项研发中心，创造条件结成协同创新联盟或共同体。通过设立产学研协同创新管理委员会，发挥高校理事会（董事会）吸引企业家参与机制的作用，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大学制度、现代科研管理制度相结合，根据企业需求，精准承担技术研发项目、调整人力资源开发模式，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高校及科研机构发挥主动性的长效机制，在相同或相近领域技术创新攻关上形成更大合力。
第四，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资源服务平台。借助区域或跨区域的网络和大数据平台、科技中介服务平台、知识产权和技术交流交易平台，按产业链汇聚融合研发创新资源，共建协同创新资源中心，营造动态集群综合体，集实体合作、虚拟研发、投资融资、资源共享、合作管理等多功能于一体，方便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相互了解研发成果信息、借调互换研发人员、联合组建攻关团队。引导需方企业提供资金或设立基金，以风险投资、股份合作、股份制等方式引进社会资本。加强产业行业协会商会服务，健全征信制度和第三方评估监测制度，促进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可持续发展。
13. 泾河沣西如何做到产城互促产城融合的？
泾河沣西实现产城互促、产城融合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做法：
1. 推动工业升级转型：通过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绿色生态产业的转型，推动工业与城市协同发展。
2. 按规划统筹城市空间布局：合理规划土地利用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文化旅游业等产业，促进产城融合。
3.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设施等，包括教育、医疗、运动休闲、购物等，提高城市吸引力，促进产城互促。
4. 打造宜居城市环境：加强环保和绿化建设，优化城市公共交通，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为个人发展和产业转型提供更良好的条件。
5.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加强各类教育机构的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总之，产城互促、产城融合需要在多方面进行协同和配合，制定合理的规划和政策，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加快城市的品质提升，未来会搭建良好的发展平台和生态环境。
14. 泾河沣西如何做到产城互促产城融合的？
泾河沣西实现产城互促、产城融合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做法：
1. 推动工业升级转型：通过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绿色生态产业的转型，推动工业与城市协同发展。
2. 按规划统筹城市空间布局：合理规划土地利用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文化旅游业等产业，促进产城融合。
3.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设施等，包括教育、医疗、运动休闲、购物等，提高城市吸引力，促进产城互促。
4. 打造宜居城市环境：加强环保和绿化建设，优化城市公共交通，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为个人发展和产业转型提供更良好的条件。
5.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加强各类教育机构的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总之，产城互促、产城融合需要在多方面进行协同和配合，制定合理的规划和政策，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加快城市的品质提升，未来会搭建良好的发展平台和生态环境。
15. 泾河沣西如何做到产城互促产城融合的？
泾河沣西实现产城互促、产城融合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做法：
1. 推动工业升级转型：通过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绿色生态产业的转型，推动工业与城市协同发展。
2. 按规划统筹城市空间布局：合理规划土地利用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文化旅游业等产业，促进产城融合。
3.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设施等，包括教育、医疗、运动休闲、购物等，提高城市吸引力，促进产城互促。
4. 打造宜居城市环境：加强环保和绿化建设，优化城市公共交通，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为个人发展和产业转型提供更良好的条件。
5.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加强各类教育机构的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总之，产城互促、产城融合需要在多方面进行协同和配合，制定合理的规划和政策，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加快城市的品质提升，未来会搭建良好的发展平台和生态环境。
16. 科技发展改革创新思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如何探寻科技体制改革新思路？
科技体制，广义上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时期科技活动所依从的制度框架。科技体制改革，从制度创新的视角而言，可以被认为是为促进科技发展而进行的一系列制度调整、优化乃至重构的过程。因由科学、技术与创新的关联日益密切，科技体制及其改革也通常包含了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支持和促进的内涵。由于科技创新活动的复杂性、独特性和综合性，使得所需要的制度框架安排需要持续地进行调整和优化，科技体制改革也因此需要不断深化。
一、深入把握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基本逻辑
科技创新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先后召开了一次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两次全国科技大会（1995、2006年）、一次全国技术创新大会（1999年）、两次全国科技创新大会（2012、2016年）。名称变化，显示出对科技创新的认识在不断与时俱进。
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工作先后提出“面向、依靠、攀高峰”“稳住一头、放开一片”“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等方针或思路。1995年我国提出科教兴国战略，2006年提出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战略目标并提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五大重点（以高校院所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区域创新体系以及军民融合创新体系），2012年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提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从鼓励科研人员“下海”到发展科技园、高新区、自主创新示范区，从为高校院所“放权松绑”到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探索实践，从促进“三区联动”到创新型省份、创新型城市、创新型城区的建设，从成果转化到产学研协同创新……科技体制改革一直在路上、持续在深化，为我国科技创新破旧立新、保驾护航。
尽管科技创新内涵丰富，工作重点也因时而变，但科技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在于解放和发展第一生产力，核心在于协调科技内部以及科技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激发和释放人的创造性。
科技体制改革具有鲜明特征。一是超前性。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中极为活跃的部分，基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把握，一旦科技创新出现新变化，必然要求生产关系进行适应调整以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由是，40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一直走在前列，与改革开放整体节奏相契合，是整体战略部署中的“急先锋”。二是复杂性。科技创新活动既涉及公共知识部分（如基础研究），也涉及“俱乐部”性质的有限共享知识（如共性技术开发），更涉及带来超额利润的专有知识（如专利）。因由科技发展推陈出新，这些知识的边界也时常变动，政府、市场和社会在其间作用发挥也因此经常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三是关联性。科技体制改革既需要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的改革予以配套支持，也往往会对其他领域改革产生“蝴蝶效应”“波及效应”“乘数效应”。
实际上，世界上诸多国家和地区过去几十年间也在不断调适本国本地区的科技体制，优化本国本地区的创新体系。过去40年，我国科技创新走过了一个从对标追赶到“三跑并存”的过程，科技体制改革正迎来一个全面深化的新时代。
二、新时代科技体制改革面临的重大需求
面对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面对世界政治风云变幻，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拼抢未来科技创新的制高点、关键点、突破点。世界范围内正逐步掀起一场制度创新的竞赛。围绕“两个百年”，我国科技创新发展已形成“三步走”的重大战略部署：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到203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的前列；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新形势下，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为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了新命题新需求。
一是科研组织模式创新趋势及对科技组织体制改革的需求。历史上，大学、科技社团、科研院所、企业研发中心、发明工厂等先后出现并成为当时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的“生力军”和“急先锋”。今天，众包、众筹、威客、极客以及“四不像”的新型研发机构等快速发展，促动着科技组织体制予以变革。
二是资源配置机制创新趋势及对科技投入投资体制改革的需求。风险投资、私募基金、众投等的蓬勃发展，投贷联动、知识产权质押以及金融科技等的探索发展，市场对创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得以彰显，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成果将通过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以社会化和市场化方式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的协同益发重要，科技金融亟待更大发展。
三是科技创新人才发展趋势及对人才服务管理体制改革的需求。人才是第一资源。世界范围内，在5G、人工智能（AI）等前沿领域，存在着巨大的人才缺口。人才加速向创新策源地集聚，马太效应益发明显。要获取人才红利，在我国学校教育中亟待强化独立见解、创新思维的培育。打破体制区隔，促进身份自由有序转换，在流动中实现人才效能的提升，已成当务之急。
四是创新型经济发展趋势及对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创新的需求。以人工智能、物联网、生物技术、新能源等为代表的创新型经济正在快速孕育发展，学科交叉、技术汇聚、产业融合的趋势益发显著，大学、科研院所、创业型新锐企业、互联网众创社区等互为学术新思想、科学新发展、技术新发明和产业新方向的重要策源。这些内在地要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从经典的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线性模式”转向复杂互动、开放协同的生态系统网络模式。
五是创新网络化发展趋势及对创新功能空间布局优化的需求。地理意义上创新集群依然重要，但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高速交通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基于互联网、全球化的创新网络作用日益凸显。城市创新核、区域创新极、创新型大都市区、创新走廊和环带、创新型城市群等崛起，对传统产业升级换代在空间上进行着生态化的修复、填充和功能增强。
六是科技创新治理发展趋势及对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需求。国际经验表明，当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超过2%，企业投入将成为主体，政府更加关注于创新生态和制度供给。跨政府部门、跨行政区划的政策协同、多元主体的共识协同正在成为必须。在气候变化、技术贸易、自主武器、基因编辑等方面，国际社会日益期冀我国能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未来我国可能需要更积极地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担负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责任，加快推动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破解科技体制改革瓶颈的三大关键
科研科技体制改革需要调整的基本对象，就在于科技产权关系、科研组织模式和创新资源配置方式等。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正从以破为主迈向破立结合的新阶段。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科技体制改革也必将形成激励充分、促进发展的新局面。
一是厘定产权边界，形成清晰科学的科技产权关系。产权是改革的核心问题。由于我国高校院所绝大多数为国立或公立性质，如何确定科研成果的产权边界，如何形成确保国家、单位、个人（团队）三方利益均衡的产权关系，进而充分发挥各方积极性，促进科研活动和成果转化的良性循环发展，亟待在总结实践探索基础上进一步厘清。
二是确立科研机构的法定地位，形成良好的政研关系。科研组织作为科技体制的微观基础，是科技体制活力根本所在，一直是改革重点。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较为突出的“所有者不到位”“管理者不敢为”的治理结构不健全情况，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建设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三是强化创新资源配置市场化进程，促进科技金融蓬勃发展。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科技创新既需要政府提供强大的、持续的战略资源，在基础科学研究和涉及战略必争领域，同时实现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更需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促进企业这一创新主体的地位不断增强，实现企业对科技活动的反哺和激励，形成创新驱动发展、发展激励创新的良性循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需要大力推动科技金融的发展，为科技创新源源不断地注入强大动力。
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面向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亟须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和更全面的突破。为此，需要在产权关系、科研组织、协同机制、治理体系等方面加快改革步伐。
一是深化科技产权制度改革，形成世界一流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创新创业机制环境。探索形成充分肯定科研人员个人努力，兼顾国家和机构利益的科技产权制度，形成激励发明、均衡利益、便捷交易、促进发展的优良局面。引导高校院所形成市场导向的科研体系，将原创性科研活动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关联。支持高校院所建立“成果形成—发明公开—专利获取—交易撮合—技术许可或转让”为核心链条的完善的技术转移体系。支持行业组织建立科学规范的服务标准和服务质量，促进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的发展，繁荣技术市场，促进“互联网+”“智能+”技术交易的发展。
二是深化现代科研院所制度改革，打造世界一流的战略科技力量体系。我国科研院所作为事业单位的一种类型，缺乏独立的专门法来予以规范并促进其发展，亟须研究制定科研机构法，为促进各类科研组织发展提供充沛的制度供给。本着价值观引领、章程化管理、中长期规划、机构式资助、自主型运营、第三方评估的原则，为科研机构确立清晰定位，给予独立、完整的法人格，以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完善为科技创新活动开辟新空间。加快建设使命导向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打造世界一流国家实验室和国立科研机构，将国家战略意志落实到具体行动中。
三是深化商事制度等相关经济体制配套改革，培育涌现一大批行业顶尖创新型企业。逐步减少“贴标签”“发点球”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探索应用功能性产业政策。在知识产权保护、创新要素自由有序流动、创新规制、知识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主动发力，养育形成世界级的创新生态，确立基于“红桃皇后效应”之上的创新竞赛机制，把握和引领技术浪潮，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培育和发展一大批引领型的世界一流“隐形冠军”和创新型跨国公司。在颠覆性前沿领域，支持企业和社会资本投资建设一批类似ARM、IMEC等具有行业“唯一”性质的、竞争前、功能型研究开发组织，汇聚全球行业顶尖科技人才，成为定义和引领行业技术标准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键组织。
四是深化产学研用协作机制改革，促进开放协同创新。引导自由探索与问题导向研究相结合，促进“波尔象限”和“巴斯德象限”的融通发展。在符合WTO规则背景下，鼓励和支持大企业协同高校、院所、中小企业和服务组织等实施应用交付导向的协同创新。破除地方保护主义，以统一大市场来落实和优化首台套、首批次创新采购政策。着眼于安全和发展双重目标，不断提升军民融合促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撑力度。加快培育、广泛发掘和放手使用组织型人才，在重大攻关任务中探索“项目官员”制度，提升科研管理效能。促进文化与科技、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等的交叉融合，形成多学科互动共进的协同发展局面。
五是深化科技投融资体制改革，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金融体系。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应用税收抵免或减免、放宽准入等普惠性政策，激励企业和社会资本投入基础研究或开展基础研究活动。优化财政科技投入机制。赋予科技创新人才及其团队充足的技术路线决策权、经费支配权和资源调动权，给予科技创新人才及其团队“十年磨剑”的“耐心资本”和宽松氛围，让财政经费真正为科研人员的创造性活动服务。在投贷联动、知识产权质押、股权众筹以及资本市场等方面，加大探索力度，逐步形成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创新机制。稳步推进金融科技与科技金融的联动发展，将区块链等在科技金融领域率先应用。加大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力度，瞄准世界级科技创新资本市场，逐步吸引全球科技创新创业企业来华融资和发展，将若干科创中心城市打造成世界级的创新资源配置枢纽。
六是深化科技创新功能与空间布局体系改革，促进区域以创新驱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将科技创新纳入空间规划中，为科技创新在空间上“留白”。将科技创新作为区域发展战略部署的重要内容，推动跨越行政边界的协同创新，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加快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城市群。深化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工作，持续推进创新型省份、创新型城市、创新型城区的发展，打造区域创新增长极、科创走廊和环带。引导高新区不断提升发展质量，支持若干有条件的高新区打造成为未来产业的策源地、政策创新的试验田、全球竞合的参与者。
七是深化科技评价与奖励制度改革，形成一流的聚才用才环境。推进人才评价的科学化、专业化、社会化，坚持“谁使用谁评价”“谁引进谁负责”的原则，破除“四唯”，采用代表作制，施行长周期考核。坚持“信任为前提、诚信为底线”，减少对科研课题的不必要检查，确保科研人员将主要的精力和时间用于科研活动。建立科研诚信名单，对不诚信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涵养形成优良的学风和科研作风。优化同行评议机制，给予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科学合理的竞争性申请机制；针对非共识项目和具有颠覆性前景的研究选题，探索完善非程序化评议审批机制。改革科技奖励制度，从申报制逐步转向推荐制，引导社会机构规范有序地承接和组织科技评奖活动。合理减少政府人才计划，采用后补助、揭榜挂帅等形式，支持企业、高校院所、新型研发组织等面向全球，自主合规地引进人才。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形成一支国际化创新型企业家和产业创新领军人才队伍，培育未来创新领袖。
八是深化科技创新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程。持续增强创新自信，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积极扩大科技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多边合作机制和多种合作渠道，积极利用国际创新资源，精准选择合作领域，深化研发责任共担、创新利益分享的伙伴关系。促进信息开放共享，给予科技创新人才充足的国内外交流便利，努力成为世界级的创新信息交汇之地。推动“负责任研发与创新”理念的践行，在重要科技创新相关议题上科学发声，积极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推广包容性创新政策，强化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示范应用，鼓励和发展面向创新产品的展示展览、互动体验、会谈洽商、交易撮合、商务法律等服务，努力成为世界范围内未来技术应用、未来产品发布、未来服务体验的密集地，推动我国成为未来产业国际规制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加强科普工作，营造浓郁创新文化氛围，持续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和创新风险友好意识，使全社会形成尊崇创业、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愿意尝新的新风尚。
17. 科技发展改革创新思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如何探寻科技体制改革新思路？
科技体制，广义上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时期科技活动所依从的制度框架。科技体制改革，从制度创新的视角而言，可以被认为是为促进科技发展而进行的一系列制度调整、优化乃至重构的过程。因由科学、技术与创新的关联日益密切，科技体制及其改革也通常包含了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支持和促进的内涵。由于科技创新活动的复杂性、独特性和综合性，使得所需要的制度框架安排需要持续地进行调整和优化，科技体制改革也因此需要不断深化。
一、深入把握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基本逻辑
科技创新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先后召开了一次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两次全国科技大会（1995、2006年）、一次全国技术创新大会（1999年）、两次全国科技创新大会（2012、2016年）。名称变化，显示出对科技创新的认识在不断与时俱进。
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工作先后提出“面向、依靠、攀高峰”“稳住一头、放开一片”“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等方针或思路。1995年我国提出科教兴国战略，2006年提出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战略目标并提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五大重点（以高校院所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区域创新体系以及军民融合创新体系），2012年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提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从鼓励科研人员“下海”到发展科技园、高新区、自主创新示范区，从为高校院所“放权松绑”到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探索实践，从促进“三区联动”到创新型省份、创新型城市、创新型城区的建设，从成果转化到产学研协同创新……科技体制改革一直在路上、持续在深化，为我国科技创新破旧立新、保驾护航。
尽管科技创新内涵丰富，工作重点也因时而变，但科技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在于解放和发展第一生产力，核心在于协调科技内部以及科技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激发和释放人的创造性。
科技体制改革具有鲜明特征。一是超前性。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中极为活跃的部分，基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把握，一旦科技创新出现新变化，必然要求生产关系进行适应调整以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由是，40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一直走在前列，与改革开放整体节奏相契合，是整体战略部署中的“急先锋”。二是复杂性。科技创新活动既涉及公共知识部分（如基础研究），也涉及“俱乐部”性质的有限共享知识（如共性技术开发），更涉及带来超额利润的专有知识（如专利）。因由科技发展推陈出新，这些知识的边界也时常变动，政府、市场和社会在其间作用发挥也因此经常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三是关联性。科技体制改革既需要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的改革予以配套支持，也往往会对其他领域改革产生“蝴蝶效应”“波及效应”“乘数效应”。
实际上，世界上诸多国家和地区过去几十年间也在不断调适本国本地区的科技体制，优化本国本地区的创新体系。过去40年，我国科技创新走过了一个从对标追赶到“三跑并存”的过程，科技体制改革正迎来一个全面深化的新时代。
二、新时代科技体制改革面临的重大需求
面对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面对世界政治风云变幻，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拼抢未来科技创新的制高点、关键点、突破点。世界范围内正逐步掀起一场制度创新的竞赛。围绕“两个百年”，我国科技创新发展已形成“三步走”的重大战略部署：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到203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的前列；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新形势下，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为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了新命题新需求。
一是科研组织模式创新趋势及对科技组织体制改革的需求。历史上，大学、科技社团、科研院所、企业研发中心、发明工厂等先后出现并成为当时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的“生力军”和“急先锋”。今天，众包、众筹、威客、极客以及“四不像”的新型研发机构等快速发展，促动着科技组织体制予以变革。
二是资源配置机制创新趋势及对科技投入投资体制改革的需求。风险投资、私募基金、众投等的蓬勃发展，投贷联动、知识产权质押以及金融科技等的探索发展，市场对创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得以彰显，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成果将通过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以社会化和市场化方式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的协同益发重要，科技金融亟待更大发展。
三是科技创新人才发展趋势及对人才服务管理体制改革的需求。人才是第一资源。世界范围内，在5G、人工智能（AI）等前沿领域，存在着巨大的人才缺口。人才加速向创新策源地集聚，马太效应益发明显。要获取人才红利，在我国学校教育中亟待强化独立见解、创新思维的培育。打破体制区隔，促进身份自由有序转换，在流动中实现人才效能的提升，已成当务之急。
四是创新型经济发展趋势及对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创新的需求。以人工智能、物联网、生物技术、新能源等为代表的创新型经济正在快速孕育发展，学科交叉、技术汇聚、产业融合的趋势益发显著，大学、科研院所、创业型新锐企业、互联网众创社区等互为学术新思想、科学新发展、技术新发明和产业新方向的重要策源。这些内在地要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从经典的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线性模式”转向复杂互动、开放协同的生态系统网络模式。
五是创新网络化发展趋势及对创新功能空间布局优化的需求。地理意义上创新集群依然重要，但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高速交通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基于互联网、全球化的创新网络作用日益凸显。城市创新核、区域创新极、创新型大都市区、创新走廊和环带、创新型城市群等崛起，对传统产业升级换代在空间上进行着生态化的修复、填充和功能增强。
六是科技创新治理发展趋势及对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需求。国际经验表明，当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超过2%，企业投入将成为主体，政府更加关注于创新生态和制度供给。跨政府部门、跨行政区划的政策协同、多元主体的共识协同正在成为必须。在气候变化、技术贸易、自主武器、基因编辑等方面，国际社会日益期冀我国能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未来我国可能需要更积极地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担负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责任，加快推动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破解科技体制改革瓶颈的三大关键
科研科技体制改革需要调整的基本对象，就在于科技产权关系、科研组织模式和创新资源配置方式等。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正从以破为主迈向破立结合的新阶段。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科技体制改革也必将形成激励充分、促进发展的新局面。
一是厘定产权边界，形成清晰科学的科技产权关系。产权是改革的核心问题。由于我国高校院所绝大多数为国立或公立性质，如何确定科研成果的产权边界，如何形成确保国家、单位、个人（团队）三方利益均衡的产权关系，进而充分发挥各方积极性，促进科研活动和成果转化的良性循环发展，亟待在总结实践探索基础上进一步厘清。
二是确立科研机构的法定地位，形成良好的政研关系。科研组织作为科技体制的微观基础，是科技体制活力根本所在，一直是改革重点。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较为突出的“所有者不到位”“管理者不敢为”的治理结构不健全情况，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建设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三是强化创新资源配置市场化进程，促进科技金融蓬勃发展。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科技创新既需要政府提供强大的、持续的战略资源，在基础科学研究和涉及战略必争领域，同时实现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更需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促进企业这一创新主体的地位不断增强，实现企业对科技活动的反哺和激励，形成创新驱动发展、发展激励创新的良性循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需要大力推动科技金融的发展，为科技创新源源不断地注入强大动力。
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面向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亟须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和更全面的突破。为此，需要在产权关系、科研组织、协同机制、治理体系等方面加快改革步伐。
一是深化科技产权制度改革，形成世界一流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创新创业机制环境。探索形成充分肯定科研人员个人努力，兼顾国家和机构利益的科技产权制度，形成激励发明、均衡利益、便捷交易、促进发展的优良局面。引导高校院所形成市场导向的科研体系，将原创性科研活动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关联。支持高校院所建立“成果形成—发明公开—专利获取—交易撮合—技术许可或转让”为核心链条的完善的技术转移体系。支持行业组织建立科学规范的服务标准和服务质量，促进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的发展，繁荣技术市场，促进“互联网+”“智能+”技术交易的发展。
二是深化现代科研院所制度改革，打造世界一流的战略科技力量体系。我国科研院所作为事业单位的一种类型，缺乏独立的专门法来予以规范并促进其发展，亟须研究制定科研机构法，为促进各类科研组织发展提供充沛的制度供给。本着价值观引领、章程化管理、中长期规划、机构式资助、自主型运营、第三方评估的原则，为科研机构确立清晰定位，给予独立、完整的法人格，以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完善为科技创新活动开辟新空间。加快建设使命导向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打造世界一流国家实验室和国立科研机构，将国家战略意志落实到具体行动中。
三是深化商事制度等相关经济体制配套改革，培育涌现一大批行业顶尖创新型企业。逐步减少“贴标签”“发点球”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探索应用功能性产业政策。在知识产权保护、创新要素自由有序流动、创新规制、知识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主动发力，养育形成世界级的创新生态，确立基于“红桃皇后效应”之上的创新竞赛机制，把握和引领技术浪潮，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培育和发展一大批引领型的世界一流“隐形冠军”和创新型跨国公司。在颠覆性前沿领域，支持企业和社会资本投资建设一批类似ARM、IMEC等具有行业“唯一”性质的、竞争前、功能型研究开发组织，汇聚全球行业顶尖科技人才，成为定义和引领行业技术标准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键组织。
四是深化产学研用协作机制改革，促进开放协同创新。引导自由探索与问题导向研究相结合，促进“波尔象限”和“巴斯德象限”的融通发展。在符合WTO规则背景下，鼓励和支持大企业协同高校、院所、中小企业和服务组织等实施应用交付导向的协同创新。破除地方保护主义，以统一大市场来落实和优化首台套、首批次创新采购政策。着眼于安全和发展双重目标，不断提升军民融合促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撑力度。加快培育、广泛发掘和放手使用组织型人才，在重大攻关任务中探索“项目官员”制度，提升科研管理效能。促进文化与科技、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等的交叉融合，形成多学科互动共进的协同发展局面。
五是深化科技投融资体制改革，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金融体系。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应用税收抵免或减免、放宽准入等普惠性政策，激励企业和社会资本投入基础研究或开展基础研究活动。优化财政科技投入机制。赋予科技创新人才及其团队充足的技术路线决策权、经费支配权和资源调动权，给予科技创新人才及其团队“十年磨剑”的“耐心资本”和宽松氛围，让财政经费真正为科研人员的创造性活动服务。在投贷联动、知识产权质押、股权众筹以及资本市场等方面，加大探索力度，逐步形成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创新机制。稳步推进金融科技与科技金融的联动发展，将区块链等在科技金融领域率先应用。加大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力度，瞄准世界级科技创新资本市场，逐步吸引全球科技创新创业企业来华融资和发展，将若干科创中心城市打造成世界级的创新资源配置枢纽。
六是深化科技创新功能与空间布局体系改革，促进区域以创新驱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将科技创新纳入空间规划中，为科技创新在空间上“留白”。将科技创新作为区域发展战略部署的重要内容，推动跨越行政边界的协同创新，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加快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城市群。深化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工作，持续推进创新型省份、创新型城市、创新型城区的发展，打造区域创新增长极、科创走廊和环带。引导高新区不断提升发展质量，支持若干有条件的高新区打造成为未来产业的策源地、政策创新的试验田、全球竞合的参与者。
七是深化科技评价与奖励制度改革，形成一流的聚才用才环境。推进人才评价的科学化、专业化、社会化，坚持“谁使用谁评价”“谁引进谁负责”的原则，破除“四唯”，采用代表作制，施行长周期考核。坚持“信任为前提、诚信为底线”，减少对科研课题的不必要检查，确保科研人员将主要的精力和时间用于科研活动。建立科研诚信名单，对不诚信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涵养形成优良的学风和科研作风。优化同行评议机制，给予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科学合理的竞争性申请机制；针对非共识项目和具有颠覆性前景的研究选题，探索完善非程序化评议审批机制。改革科技奖励制度，从申报制逐步转向推荐制，引导社会机构规范有序地承接和组织科技评奖活动。合理减少政府人才计划，采用后补助、揭榜挂帅等形式，支持企业、高校院所、新型研发组织等面向全球，自主合规地引进人才。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形成一支国际化创新型企业家和产业创新领军人才队伍，培育未来创新领袖。
八是深化科技创新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程。持续增强创新自信，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积极扩大科技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多边合作机制和多种合作渠道，积极利用国际创新资源，精准选择合作领域，深化研发责任共担、创新利益分享的伙伴关系。促进信息开放共享，给予科技创新人才充足的国内外交流便利，努力成为世界级的创新信息交汇之地。推动“负责任研发与创新”理念的践行，在重要科技创新相关议题上科学发声，积极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推广包容性创新政策，强化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示范应用，鼓励和发展面向创新产品的展示展览、互动体验、会谈洽商、交易撮合、商务法律等服务，努力成为世界范围内未来技术应用、未来产品发布、未来服务体验的密集地，推动我国成为未来产业国际规制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加强科普工作，营造浓郁创新文化氛围，持续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和创新风险友好意识，使全社会形成尊崇创业、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愿意尝新的新风尚。
18. 十四五规划深化实施什么 聚力突破什么？
记者从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获悉，围绕“十四五”时期总体部署和奋斗目标，甘肃省将聚力推动“七个新突破”。
“十四五”时期的发展目标是：经济发展取得重要成效、改革开放迈出重大步伐、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生态文明建设达到新水平、人民生活品质普遍改善、治理效能明显提升。
1.创新甘肃建设新突破。着眼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持续加大科技投入，以兰白自创区和兰白试验区提质增效为重点，着力打造一批重大科技创新载体，创建国家级创新平台。加强校地、院地互动融通，加快推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改造力度，做强行业领军创新型企业，培育10家左右年主营业务收入超50亿元的科技创新型骨干企业。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实施重点人才培育工程，激发各类人才创新创造内生动力。健全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畅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通道，优化科技生态环境，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驱动发展新高地。
2.产业竞争力提升新突破。坚持产业兴省、工业强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推动制造业比重稳定、质效提升，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实施提升产业链水平攻坚行动，以石油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能源电力等为重点，加快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抢抓国家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机遇，创造更好条件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助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以特色农业、数字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文旅康养等为重点，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百亿级园区。大力培育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积极打造“云上甘肃”“数字强省”。
3.基础支撑强化新突破。坚持基础先行，加快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落实交通强国战略,强化铁路、公路、航空等网络配套支撑，提高农村和边境地区交通通达深度，实现交通大提速、大升级、大畅通。坚持大中小水利并举，通过涵养水、抓节水、优配水、保供水、防洪水“五水共抓”，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境、防洪保安全的需求。系统布局“新基建”，打造面向“一带一路”的通信枢纽、区域信息汇集中心和大数据服务输出地。用好碳达峰、碳中和机遇，推进能源革命，加快绿色综合能源基地建设，打造国家重要的现代能源综合生产基地、储备基地、输出基地和战略通道。
4.绿色发展崛起新突破。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和生态文明体系。坚持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统筹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升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功能，加强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实施流域综合治理。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构建以祁连山、大熊猫、若尔盖(甘肃)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土地沙化防治，建设民勤生态示范区。突出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巩固污染防治攻坚成果。坚持把生态产业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主要抓手，推动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促进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增值，加快发展绿色金融，全面提高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5.城乡融合发展新突破。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坚持“四化”同步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大力发展现代丝路寒旱农业，努力让农业更强、农民更富、农村更美。抢抓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机遇，打造以西陇海兰新线为主轴，以兰州为中心、其他地级市城区为支撑、多个经济强县城区为节点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壮大区域经济增长极。突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建设一批生态大县、农业强县、工业富县、文旅名县。
6.深化改革开放新突破。坚持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加快打造活力甘肃、开放甘肃、诚信甘肃。把握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点，加快国资国企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更大力度发展民营经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发挥我省承东启西、连南通北区位优势，更深层次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对内对外开放空间，加快形成内外兼顾、陆海联动、向西为主、多向并进的开放新格局，打造新时代的“河西走廊”。
7.民生品质改善新突破。紧扣“品质”二字，做实“品质”文章，将基本财力向民生领域倾斜，着力在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促进共同富裕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释放甘肃厚重多彩的文化魅力，打造文化兴、生态美、百姓富的文化旅游强省。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抓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提高社会保障能力。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甘肃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19. 科技发展改革创新思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如何探寻科技体制改革新思路？
科技体制，广义上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时期科技活动所依从的制度框架。科技体制改革，从制度创新的视角而言，可以被认为是为促进科技发展而进行的一系列制度调整、优化乃至重构的过程。因由科学、技术与创新的关联日益密切，科技体制及其改革也通常包含了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支持和促进的内涵。由于科技创新活动的复杂性、独特性和综合性，使得所需要的制度框架安排需要持续地进行调整和优化，科技体制改革也因此需要不断深化。
一、深入把握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基本逻辑
科技创新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先后召开了一次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两次全国科技大会（1995、2006年）、一次全国技术创新大会（1999年）、两次全国科技创新大会（2012、2016年）。名称变化，显示出对科技创新的认识在不断与时俱进。
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工作先后提出“面向、依靠、攀高峰”“稳住一头、放开一片”“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等方针或思路。1995年我国提出科教兴国战略，2006年提出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战略目标并提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五大重点（以高校院所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区域创新体系以及军民融合创新体系），2012年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提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从鼓励科研人员“下海”到发展科技园、高新区、自主创新示范区，从为高校院所“放权松绑”到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探索实践，从促进“三区联动”到创新型省份、创新型城市、创新型城区的建设，从成果转化到产学研协同创新……科技体制改革一直在路上、持续在深化，为我国科技创新破旧立新、保驾护航。
尽管科技创新内涵丰富，工作重点也因时而变，但科技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在于解放和发展第一生产力，核心在于协调科技内部以及科技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激发和释放人的创造性。
科技体制改革具有鲜明特征。一是超前性。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中极为活跃的部分，基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把握，一旦科技创新出现新变化，必然要求生产关系进行适应调整以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由是，40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一直走在前列，与改革开放整体节奏相契合，是整体战略部署中的“急先锋”。二是复杂性。科技创新活动既涉及公共知识部分（如基础研究），也涉及“俱乐部”性质的有限共享知识（如共性技术开发），更涉及带来超额利润的专有知识（如专利）。因由科技发展推陈出新，这些知识的边界也时常变动，政府、市场和社会在其间作用发挥也因此经常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三是关联性。科技体制改革既需要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的改革予以配套支持，也往往会对其他领域改革产生“蝴蝶效应”“波及效应”“乘数效应”。
实际上，世界上诸多国家和地区过去几十年间也在不断调适本国本地区的科技体制，优化本国本地区的创新体系。过去40年，我国科技创新走过了一个从对标追赶到“三跑并存”的过程，科技体制改革正迎来一个全面深化的新时代。
二、新时代科技体制改革面临的重大需求
面对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面对世界政治风云变幻，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拼抢未来科技创新的制高点、关键点、突破点。世界范围内正逐步掀起一场制度创新的竞赛。围绕“两个百年”，我国科技创新发展已形成“三步走”的重大战略部署：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到203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的前列；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新形势下，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为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了新命题新需求。
一是科研组织模式创新趋势及对科技组织体制改革的需求。历史上，大学、科技社团、科研院所、企业研发中心、发明工厂等先后出现并成为当时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的“生力军”和“急先锋”。今天，众包、众筹、威客、极客以及“四不像”的新型研发机构等快速发展，促动着科技组织体制予以变革。
二是资源配置机制创新趋势及对科技投入投资体制改革的需求。风险投资、私募基金、众投等的蓬勃发展，投贷联动、知识产权质押以及金融科技等的探索发展，市场对创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得以彰显，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成果将通过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以社会化和市场化方式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的协同益发重要，科技金融亟待更大发展。
三是科技创新人才发展趋势及对人才服务管理体制改革的需求。人才是第一资源。世界范围内，在5G、人工智能（AI）等前沿领域，存在着巨大的人才缺口。人才加速向创新策源地集聚，马太效应益发明显。要获取人才红利，在我国学校教育中亟待强化独立见解、创新思维的培育。打破体制区隔，促进身份自由有序转换，在流动中实现人才效能的提升，已成当务之急。
四是创新型经济发展趋势及对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创新的需求。以人工智能、物联网、生物技术、新能源等为代表的创新型经济正在快速孕育发展，学科交叉、技术汇聚、产业融合的趋势益发显著，大学、科研院所、创业型新锐企业、互联网众创社区等互为学术新思想、科学新发展、技术新发明和产业新方向的重要策源。这些内在地要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从经典的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线性模式”转向复杂互动、开放协同的生态系统网络模式。
五是创新网络化发展趋势及对创新功能空间布局优化的需求。地理意义上创新集群依然重要，但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高速交通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基于互联网、全球化的创新网络作用日益凸显。城市创新核、区域创新极、创新型大都市区、创新走廊和环带、创新型城市群等崛起，对传统产业升级换代在空间上进行着生态化的修复、填充和功能增强。
六是科技创新治理发展趋势及对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需求。国际经验表明，当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超过2%，企业投入将成为主体，政府更加关注于创新生态和制度供给。跨政府部门、跨行政区划的政策协同、多元主体的共识协同正在成为必须。在气候变化、技术贸易、自主武器、基因编辑等方面，国际社会日益期冀我国能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未来我国可能需要更积极地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担负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责任，加快推动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破解科技体制改革瓶颈的三大关键
科研科技体制改革需要调整的基本对象，就在于科技产权关系、科研组织模式和创新资源配置方式等。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正从以破为主迈向破立结合的新阶段。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科技体制改革也必将形成激励充分、促进发展的新局面。
一是厘定产权边界，形成清晰科学的科技产权关系。产权是改革的核心问题。由于我国高校院所绝大多数为国立或公立性质，如何确定科研成果的产权边界，如何形成确保国家、单位、个人（团队）三方利益均衡的产权关系，进而充分发挥各方积极性，促进科研活动和成果转化的良性循环发展，亟待在总结实践探索基础上进一步厘清。
二是确立科研机构的法定地位，形成良好的政研关系。科研组织作为科技体制的微观基础，是科技体制活力根本所在，一直是改革重点。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较为突出的“所有者不到位”“管理者不敢为”的治理结构不健全情况，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建设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三是强化创新资源配置市场化进程，促进科技金融蓬勃发展。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科技创新既需要政府提供强大的、持续的战略资源，在基础科学研究和涉及战略必争领域，同时实现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更需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促进企业这一创新主体的地位不断增强，实现企业对科技活动的反哺和激励，形成创新驱动发展、发展激励创新的良性循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需要大力推动科技金融的发展，为科技创新源源不断地注入强大动力。
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面向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亟须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和更全面的突破。为此，需要在产权关系、科研组织、协同机制、治理体系等方面加快改革步伐。
一是深化科技产权制度改革，形成世界一流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创新创业机制环境。探索形成充分肯定科研人员个人努力，兼顾国家和机构利益的科技产权制度，形成激励发明、均衡利益、便捷交易、促进发展的优良局面。引导高校院所形成市场导向的科研体系，将原创性科研活动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关联。支持高校院所建立“成果形成—发明公开—专利获取—交易撮合—技术许可或转让”为核心链条的完善的技术转移体系。支持行业组织建立科学规范的服务标准和服务质量，促进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的发展，繁荣技术市场，促进“互联网+”“智能+”技术交易的发展。
二是深化现代科研院所制度改革，打造世界一流的战略科技力量体系。我国科研院所作为事业单位的一种类型，缺乏独立的专门法来予以规范并促进其发展，亟须研究制定科研机构法，为促进各类科研组织发展提供充沛的制度供给。本着价值观引领、章程化管理、中长期规划、机构式资助、自主型运营、第三方评估的原则，为科研机构确立清晰定位，给予独立、完整的法人格，以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完善为科技创新活动开辟新空间。加快建设使命导向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打造世界一流国家实验室和国立科研机构，将国家战略意志落实到具体行动中。
三是深化商事制度等相关经济体制配套改革，培育涌现一大批行业顶尖创新型企业。逐步减少“贴标签”“发点球”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探索应用功能性产业政策。在知识产权保护、创新要素自由有序流动、创新规制、知识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主动发力，养育形成世界级的创新生态，确立基于“红桃皇后效应”之上的创新竞赛机制，把握和引领技术浪潮，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培育和发展一大批引领型的世界一流“隐形冠军”和创新型跨国公司。在颠覆性前沿领域，支持企业和社会资本投资建设一批类似ARM、IMEC等具有行业“唯一”性质的、竞争前、功能型研究开发组织，汇聚全球行业顶尖科技人才，成为定义和引领行业技术标准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键组织。
四是深化产学研用协作机制改革，促进开放协同创新。引导自由探索与问题导向研究相结合，促进“波尔象限”和“巴斯德象限”的融通发展。在符合WTO规则背景下，鼓励和支持大企业协同高校、院所、中小企业和服务组织等实施应用交付导向的协同创新。破除地方保护主义，以统一大市场来落实和优化首台套、首批次创新采购政策。着眼于安全和发展双重目标，不断提升军民融合促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撑力度。加快培育、广泛发掘和放手使用组织型人才，在重大攻关任务中探索“项目官员”制度，提升科研管理效能。促进文化与科技、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等的交叉融合，形成多学科互动共进的协同发展局面。
五是深化科技投融资体制改革，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金融体系。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应用税收抵免或减免、放宽准入等普惠性政策，激励企业和社会资本投入基础研究或开展基础研究活动。优化财政科技投入机制。赋予科技创新人才及其团队充足的技术路线决策权、经费支配权和资源调动权，给予科技创新人才及其团队“十年磨剑”的“耐心资本”和宽松氛围，让财政经费真正为科研人员的创造性活动服务。在投贷联动、知识产权质押、股权众筹以及资本市场等方面，加大探索力度，逐步形成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创新机制。稳步推进金融科技与科技金融的联动发展，将区块链等在科技金融领域率先应用。加大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力度，瞄准世界级科技创新资本市场，逐步吸引全球科技创新创业企业来华融资和发展，将若干科创中心城市打造成世界级的创新资源配置枢纽。
六是深化科技创新功能与空间布局体系改革，促进区域以创新驱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将科技创新纳入空间规划中，为科技创新在空间上“留白”。将科技创新作为区域发展战略部署的重要内容，推动跨越行政边界的协同创新，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加快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城市群。深化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工作，持续推进创新型省份、创新型城市、创新型城区的发展，打造区域创新增长极、科创走廊和环带。引导高新区不断提升发展质量，支持若干有条件的高新区打造成为未来产业的策源地、政策创新的试验田、全球竞合的参与者。
七是深化科技评价与奖励制度改革，形成一流的聚才用才环境。推进人才评价的科学化、专业化、社会化，坚持“谁使用谁评价”“谁引进谁负责”的原则，破除“四唯”，采用代表作制，施行长周期考核。坚持“信任为前提、诚信为底线”，减少对科研课题的不必要检查，确保科研人员将主要的精力和时间用于科研活动。建立科研诚信名单，对不诚信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涵养形成优良的学风和科研作风。优化同行评议机制，给予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科学合理的竞争性申请机制；针对非共识项目和具有颠覆性前景的研究选题，探索完善非程序化评议审批机制。改革科技奖励制度，从申报制逐步转向推荐制，引导社会机构规范有序地承接和组织科技评奖活动。合理减少政府人才计划，采用后补助、揭榜挂帅等形式，支持企业、高校院所、新型研发组织等面向全球，自主合规地引进人才。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形成一支国际化创新型企业家和产业创新领军人才队伍，培育未来创新领袖。
八是深化科技创新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程。持续增强创新自信，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积极扩大科技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多边合作机制和多种合作渠道，积极利用国际创新资源，精准选择合作领域，深化研发责任共担、创新利益分享的伙伴关系。促进信息开放共享，给予科技创新人才充足的国内外交流便利，努力成为世界级的创新信息交汇之地。推动“负责任研发与创新”理念的践行，在重要科技创新相关议题上科学发声，积极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推广包容性创新政策，强化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示范应用，鼓励和发展面向创新产品的展示展览、互动体验、会谈洽商、交易撮合、商务法律等服务，努力成为世界范围内未来技术应用、未来产品发布、未来服务体验的密集地，推动我国成为未来产业国际规制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加强科普工作，营造浓郁创新文化氛围，持续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和创新风险友好意识，使全社会形成尊崇创业、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愿意尝新的新风尚。
20. 科技发展改革创新思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如何探寻科技体制改革新思路？
科技体制，广义上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时期科技活动所依从的制度框架。科技体制改革，从制度创新的视角而言，可以被认为是为促进科技发展而进行的一系列制度调整、优化乃至重构的过程。因由科学、技术与创新的关联日益密切，科技体制及其改革也通常包含了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支持和促进的内涵。由于科技创新活动的复杂性、独特性和综合性，使得所需要的制度框架安排需要持续地进行调整和优化，科技体制改革也因此需要不断深化。
一、深入把握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基本逻辑
科技创新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先后召开了一次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两次全国科技大会（1995、2006年）、一次全国技术创新大会（1999年）、两次全国科技创新大会（2012、2016年）。名称变化，显示出对科技创新的认识在不断与时俱进。
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工作先后提出“面向、依靠、攀高峰”“稳住一头、放开一片”“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等方针或思路。1995年我国提出科教兴国战略，2006年提出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战略目标并提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五大重点（以高校院所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区域创新体系以及军民融合创新体系），2012年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提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从鼓励科研人员“下海”到发展科技园、高新区、自主创新示范区，从为高校院所“放权松绑”到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探索实践，从促进“三区联动”到创新型省份、创新型城市、创新型城区的建设，从成果转化到产学研协同创新……科技体制改革一直在路上、持续在深化，为我国科技创新破旧立新、保驾护航。
尽管科技创新内涵丰富，工作重点也因时而变，但科技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在于解放和发展第一生产力，核心在于协调科技内部以及科技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激发和释放人的创造性。
科技体制改革具有鲜明特征。一是超前性。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中极为活跃的部分，基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把握，一旦科技创新出现新变化，必然要求生产关系进行适应调整以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由是，40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一直走在前列，与改革开放整体节奏相契合，是整体战略部署中的“急先锋”。二是复杂性。科技创新活动既涉及公共知识部分（如基础研究），也涉及“俱乐部”性质的有限共享知识（如共性技术开发），更涉及带来超额利润的专有知识（如专利）。因由科技发展推陈出新，这些知识的边界也时常变动，政府、市场和社会在其间作用发挥也因此经常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三是关联性。科技体制改革既需要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的改革予以配套支持，也往往会对其他领域改革产生“蝴蝶效应”“波及效应”“乘数效应”。
实际上，世界上诸多国家和地区过去几十年间也在不断调适本国本地区的科技体制，优化本国本地区的创新体系。过去40年，我国科技创新走过了一个从对标追赶到“三跑并存”的过程，科技体制改革正迎来一个全面深化的新时代。
二、新时代科技体制改革面临的重大需求
面对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面对世界政治风云变幻，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拼抢未来科技创新的制高点、关键点、突破点。世界范围内正逐步掀起一场制度创新的竞赛。围绕“两个百年”，我国科技创新发展已形成“三步走”的重大战略部署：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到203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的前列；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新形势下，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为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了新命题新需求。
一是科研组织模式创新趋势及对科技组织体制改革的需求。历史上，大学、科技社团、科研院所、企业研发中心、发明工厂等先后出现并成为当时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的“生力军”和“急先锋”。今天，众包、众筹、威客、极客以及“四不像”的新型研发机构等快速发展，促动着科技组织体制予以变革。
二是资源配置机制创新趋势及对科技投入投资体制改革的需求。风险投资、私募基金、众投等的蓬勃发展，投贷联动、知识产权质押以及金融科技等的探索发展，市场对创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得以彰显，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成果将通过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以社会化和市场化方式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的协同益发重要，科技金融亟待更大发展。
三是科技创新人才发展趋势及对人才服务管理体制改革的需求。人才是第一资源。世界范围内，在5G、人工智能（AI）等前沿领域，存在着巨大的人才缺口。人才加速向创新策源地集聚，马太效应益发明显。要获取人才红利，在我国学校教育中亟待强化独立见解、创新思维的培育。打破体制区隔，促进身份自由有序转换，在流动中实现人才效能的提升，已成当务之急。
四是创新型经济发展趋势及对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创新的需求。以人工智能、物联网、生物技术、新能源等为代表的创新型经济正在快速孕育发展，学科交叉、技术汇聚、产业融合的趋势益发显著，大学、科研院所、创业型新锐企业、互联网众创社区等互为学术新思想、科学新发展、技术新发明和产业新方向的重要策源。这些内在地要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从经典的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线性模式”转向复杂互动、开放协同的生态系统网络模式。
五是创新网络化发展趋势及对创新功能空间布局优化的需求。地理意义上创新集群依然重要，但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高速交通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基于互联网、全球化的创新网络作用日益凸显。城市创新核、区域创新极、创新型大都市区、创新走廊和环带、创新型城市群等崛起，对传统产业升级换代在空间上进行着生态化的修复、填充和功能增强。
六是科技创新治理发展趋势及对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需求。国际经验表明，当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超过2%，企业投入将成为主体，政府更加关注于创新生态和制度供给。跨政府部门、跨行政区划的政策协同、多元主体的共识协同正在成为必须。在气候变化、技术贸易、自主武器、基因编辑等方面，国际社会日益期冀我国能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未来我国可能需要更积极地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担负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责任，加快推动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破解科技体制改革瓶颈的三大关键
科研科技体制改革需要调整的基本对象，就在于科技产权关系、科研组织模式和创新资源配置方式等。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正从以破为主迈向破立结合的新阶段。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科技体制改革也必将形成激励充分、促进发展的新局面。
一是厘定产权边界，形成清晰科学的科技产权关系。产权是改革的核心问题。由于我国高校院所绝大多数为国立或公立性质，如何确定科研成果的产权边界，如何形成确保国家、单位、个人（团队）三方利益均衡的产权关系，进而充分发挥各方积极性，促进科研活动和成果转化的良性循环发展，亟待在总结实践探索基础上进一步厘清。
二是确立科研机构的法定地位，形成良好的政研关系。科研组织作为科技体制的微观基础，是科技体制活力根本所在，一直是改革重点。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较为突出的“所有者不到位”“管理者不敢为”的治理结构不健全情况，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建设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三是强化创新资源配置市场化进程，促进科技金融蓬勃发展。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科技创新既需要政府提供强大的、持续的战略资源，在基础科学研究和涉及战略必争领域，同时实现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更需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促进企业这一创新主体的地位不断增强，实现企业对科技活动的反哺和激励，形成创新驱动发展、发展激励创新的良性循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需要大力推动科技金融的发展，为科技创新源源不断地注入强大动力。
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面向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亟须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和更全面的突破。为此，需要在产权关系、科研组织、协同机制、治理体系等方面加快改革步伐。
一是深化科技产权制度改革，形成世界一流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创新创业机制环境。探索形成充分肯定科研人员个人努力，兼顾国家和机构利益的科技产权制度，形成激励发明、均衡利益、便捷交易、促进发展的优良局面。引导高校院所形成市场导向的科研体系，将原创性科研活动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关联。支持高校院所建立“成果形成—发明公开—专利获取—交易撮合—技术许可或转让”为核心链条的完善的技术转移体系。支持行业组织建立科学规范的服务标准和服务质量，促进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的发展，繁荣技术市场，促进“互联网+”“智能+”技术交易的发展。
二是深化现代科研院所制度改革，打造世界一流的战略科技力量体系。我国科研院所作为事业单位的一种类型，缺乏独立的专门法来予以规范并促进其发展，亟须研究制定科研机构法，为促进各类科研组织发展提供充沛的制度供给。本着价值观引领、章程化管理、中长期规划、机构式资助、自主型运营、第三方评估的原则，为科研机构确立清晰定位，给予独立、完整的法人格，以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完善为科技创新活动开辟新空间。加快建设使命导向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打造世界一流国家实验室和国立科研机构，将国家战略意志落实到具体行动中。
三是深化商事制度等相关经济体制配套改革，培育涌现一大批行业顶尖创新型企业。逐步减少“贴标签”“发点球”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探索应用功能性产业政策。在知识产权保护、创新要素自由有序流动、创新规制、知识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主动发力，养育形成世界级的创新生态，确立基于“红桃皇后效应”之上的创新竞赛机制，把握和引领技术浪潮，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培育和发展一大批引领型的世界一流“隐形冠军”和创新型跨国公司。在颠覆性前沿领域，支持企业和社会资本投资建设一批类似ARM、IMEC等具有行业“唯一”性质的、竞争前、功能型研究开发组织，汇聚全球行业顶尖科技人才，成为定义和引领行业技术标准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键组织。
四是深化产学研用协作机制改革，促进开放协同创新。引导自由探索与问题导向研究相结合，促进“波尔象限”和“巴斯德象限”的融通发展。在符合WTO规则背景下，鼓励和支持大企业协同高校、院所、中小企业和服务组织等实施应用交付导向的协同创新。破除地方保护主义，以统一大市场来落实和优化首台套、首批次创新采购政策。着眼于安全和发展双重目标，不断提升军民融合促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撑力度。加快培育、广泛发掘和放手使用组织型人才，在重大攻关任务中探索“项目官员”制度，提升科研管理效能。促进文化与科技、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等的交叉融合，形成多学科互动共进的协同发展局面。
五是深化科技投融资体制改革，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金融体系。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应用税收抵免或减免、放宽准入等普惠性政策，激励企业和社会资本投入基础研究或开展基础研究活动。优化财政科技投入机制。赋予科技创新人才及其团队充足的技术路线决策权、经费支配权和资源调动权，给予科技创新人才及其团队“十年磨剑”的“耐心资本”和宽松氛围，让财政经费真正为科研人员的创造性活动服务。在投贷联动、知识产权质押、股权众筹以及资本市场等方面，加大探索力度，逐步形成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创新机制。稳步推进金融科技与科技金融的联动发展，将区块链等在科技金融领域率先应用。加大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力度，瞄准世界级科技创新资本市场，逐步吸引全球科技创新创业企业来华融资和发展，将若干科创中心城市打造成世界级的创新资源配置枢纽。
六是深化科技创新功能与空间布局体系改革，促进区域以创新驱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将科技创新纳入空间规划中，为科技创新在空间上“留白”。将科技创新作为区域发展战略部署的重要内容，推动跨越行政边界的协同创新，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加快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城市群。深化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工作，持续推进创新型省份、创新型城市、创新型城区的发展，打造区域创新增长极、科创走廊和环带。引导高新区不断提升发展质量，支持若干有条件的高新区打造成为未来产业的策源地、政策创新的试验田、全球竞合的参与者。
七是深化科技评价与奖励制度改革，形成一流的聚才用才环境。推进人才评价的科学化、专业化、社会化，坚持“谁使用谁评价”“谁引进谁负责”的原则，破除“四唯”，采用代表作制，施行长周期考核。坚持“信任为前提、诚信为底线”，减少对科研课题的不必要检查，确保科研人员将主要的精力和时间用于科研活动。建立科研诚信名单，对不诚信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涵养形成优良的学风和科研作风。优化同行评议机制，给予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科学合理的竞争性申请机制；针对非共识项目和具有颠覆性前景的研究选题，探索完善非程序化评议审批机制。改革科技奖励制度，从申报制逐步转向推荐制，引导社会机构规范有序地承接和组织科技评奖活动。合理减少政府人才计划，采用后补助、揭榜挂帅等形式，支持企业、高校院所、新型研发组织等面向全球，自主合规地引进人才。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形成一支国际化创新型企业家和产业创新领军人才队伍，培育未来创新领袖。
八是深化科技创新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程。持续增强创新自信，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积极扩大科技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多边合作机制和多种合作渠道，积极利用国际创新资源，精准选择合作领域，深化研发责任共担、创新利益分享的伙伴关系。促进信息开放共享，给予科技创新人才充足的国内外交流便利，努力成为世界级的创新信息交汇之地。推动“负责任研发与创新”理念的践行，在重要科技创新相关议题上科学发声，积极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推广包容性创新政策，强化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示范应用，鼓励和发展面向创新产品的展示展览、互动体验、会谈洽商、交易撮合、商务法律等服务，努力成为世界范围内未来技术应用、未来产品发布、未来服务体验的密集地，推动我国成为未来产业国际规制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加强科普工作，营造浓郁创新文化氛围，持续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和创新风险友好意识，使全社会形成尊崇创业、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愿意尝新的新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