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人生》中反复出现的桥有何意义？
看过这部影片，也带给我人生中第一次强烈的生命震憾！它第一次将命运的选择摆在面前，让你体验选择的痛苦与艰难，更让你体验命运的无奈。只有看过它才能理解人生的苦涩，令你变得更成熟。每看到它就会让我想到无数拥有梦想的年轻人，一如当年的我，虽然各自的梦不同，但在实现梦想的争扎中，面对一次次的选择，事到如今怎样评价，那种沉重和深沉，如今只能沉默不语，如同最后黄沙路上慢慢走着的主人公与整个人生漫无尽头的忧郁相比，其它的一切都太过渺小了。
《人生》简结流畅的述事，经典的情节暗示，淡漠的色调，仿佛都表达着主人公心中沉重的人生感悟。这部影片是中国电影的里程碑，获得了当时中国电影的最高荣誉最佳电影奖。无论以前或以后，我至今再未看到任何其它国产电影能达到如此的水准。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电影人已经没有人会思想这样深刻的内容了。
周里京在这部电影中的表演，完全达到了世界级影星的水平。但可能外国人不理解中国国情，会看不懂这部电影吧。我一直认为能代表中国演员济身世界的只有周里京和周润发二人（梁朝伟也属演技一流，但身形偏矮）。可惜中国大陆再没有优秀的产品，使周里京没能更辉煌，很可惜。
看不懂《人生》，你不知道自己的不幸的；
看懂了《人生》，你知道自己是不幸的。
认识人生的选择，男人必须看《人生》。
闭上眼，高家林端着馍筐慌忙地走过。睁开眼，骑毛驴、盖红纱的刘巧珍在泪光中频频回头。
泪水总是这样无声地流下来。整整20年了，《人生》还是以这样刻骨铭心的方式，屡屡带着一些木纹样厚重的记忆回到人们眼前。也许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一部《人生》曾引发了全国关于道德观、价值观的一场大讨论；也许更加没有人知道，这是第一部被选派参加奥斯卡评选的国产影片。
故事其实不复杂。一个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青年，为了进入城市，奋斗又奋斗，碰壁又碰壁，挣扎又挣扎，最后，觉醒又觉醒《人生》，似乎更像是中国版的《红与黑》，千千万万中国农村青年的个人奋斗史和血泪史。
但《人生》的价值，却远不止于如实记录了80年代特定的中国国情，它有着超越情节本身的动人力量，当镜头在茫茫的黄土地、曲折的山路以及一片贫瘠的山村中拉开时，让我们重回电影，寻找答案。
1982年第三期《收获》的文学杂志上，正式发表了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这个新生儿的诞生，旋即成为中国文坛上引人注目的作品，被视为当代文学具有开拓性的力作。
当时，中国文坛已出现了不少探索人生的作品，当有的小说把人生引向宗教、引向虚无、引向自我、引向生存竞争的时候，《人生》这篇小说却“反其道而行之”，把“人生的意义引向火热的中国变革的现实生活中，郑重而严肃地提出了一个关于人生观”的严肃命题。
于是，《人生》的轰动便由文坛走向至世界、大学校园、工厂农村，随着同名电影改编拍摄的巨大成功，有关“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旋风般地在全社会、在港台甚至跨出国界，在日本、法国、苏联、英国等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国度里，掀起了一场此起彼伏是是非非的大讨论。数百家国内报刊、电台、电视，纷纷扬扬，争先恐后地开辟各类专栏或专题节目，为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生活经历、不同生活领域的人们，提供“读后感、观后感”之类的讨论场所，一时间，直到高加林和刘巧珍的人比知道路遥的人还多得多，人们为此争吵得一塌胡涂。尤其在大学生宿舍，男男女女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拳脚相加。作者本人也被青年人推崇为“人生顾问”，来信，来访，座谈，演讲，把路遥忙得不亦乐乎。 一些心地善良的人在把高加林骂得狗血淋头的同时，也把愤怒的子弹对准了“高加林”的扮演者周里京。北京一位卖菜的老太太曾追在周里京的后面，骂他“这就是那个没有良心的高加林小子”，以致很有希望成为“最佳男演员”的周里京，在电影“百花奖”和“金鸡奖”评选中，吃了不少“哑巴亏”。
当周里京在好多场合遭到不应有的冤屈和辱骂时，“刘巧珍”的扮演者吴玉芳却处处受到同情和欢迎，她走起路来，不必像周里京那样提心吊胆，甚至一些怀有同情心的年轻人，斗胆向吴玉芳发出求爱的信号…… 说起《人生》，就一定不能忽略路遥。写于1982年的《人生》，是个仅仅13万字的中篇，它在发表之初，就已经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到了1984年，吴天明将它搬上银幕，更造就了青年人关于人生价值的热烈讨论，一时蔚为大观。
以自己为蓝本，《人生》是农民的儿子路遥写的一本主角为农民的书，而高加林的人生，既是路遥人生的一部分，又是80年代大多数农村青年的人生。
平心而论，路遥并不是一个天才作家，他的好处在于真诚。把生活的苦难和残酷写出来，也并不是路遥的特色，能够把年轻人的贫穷、窘迫写得如此无辜、纯洁甚至可爱、可敬，才是他不同凡响之处。贫穷不是罪过，寒酸不是低贱，落魄依然纯真，这正是高加林们心灵的诗意，也包含着生活的真理这样的人犹如一个贵族，应当得到尊重。
多年来，路遥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勤奋克己，积劳成疾，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于是，感动人们的，与其说是电影《人生》，不如说是路遥那圣徒般仰望理想、执著信仰的一生。1992年11月17日，黄土高原开始落雪，路遥远去，时年42岁。在他身后，伴随《人生》成长的人们痛哭失声，《人生》也由此成为无数人心底深处涤荡不尽的一方烙印。它在正统文学史上没什么地位，却在青年人中默默流行二十年。原因或许在于，当年高加林面临的生存困境，至今仍是广大农村青年面临的困境，对于众多渴望凭一己之力拼命向上爬的求学者、打工者来说，他们甚至面临着更残酷的生存压力，而《人生》中不屈不挠的信仰，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能为苦苦挣扎的下层青年带来温暖和抚慰。
《人生》已属过去，人生远未停滞。再读路遥，发现他正在另一个时空为这个世界做着悲情的注脚，眼睛纯净而疲惫。
1984年，《人生》旋风般在全社会掀起了一场是是非非的大讨论。报刊、电台、电视、工厂农村、大学校园……关于《人生》的“飞短流长”，散遍了每个角落。作为一部引发80年代“人生”大讨论的作品，《人生》无疑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它的悲剧建立在一种广泛的社会制度上，“城乡差别”、“户籍制度”、“官文化”、“关系学”、“门当户对”……就是那场争鸣的关键词。
因此，《人生》所体现的，不仅仅是高加林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所有农村青年的悲剧他们在一个较小的社会氛围中出生，一个小的宗族中成长，接受不健全的小学、中学教育，不完整的家庭教育，以一种不满、骄傲、憧憬和一种无所畏惧的自信去大城市读大学、工作，城乡文化差异带给他们一种深深的伤害，这中间，有挣扎、有撕裂、有抉择，也必然有放弃。就像高加林一样，他也不想走一个大圈子，最后再夹个行李卷回到出发点：他无法突破的，是城乡差别的深深鸿沟。
这是对80年代相当真实的再现。一个农民的普通孩子，在很长时间内是没有任何途径走出农村的。从1977年开始，高考才成为他们进城的一条独木桥。80年代后期，个别富裕的农民也可以花大约一万块钱买一个城镇居民的身份了，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赎身。即便破除了划地为牢的户口制度，撤销了农民进城的禁令，《人生》中高加林与巧珍的悲剧，仍在不断地上演。直到今天，城乡两级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了，以“农”字为耻的国民心态仍然没有改变，实际利益的歧视更加不胜枚举。城乡二元对立的悲哀，丝毫不输于《人生》所存在的80年代。
是的，由一部电影引起全社会争鸣的情形一去不返了，《人生》的伤痕却从未远去。
爱情的描写异常动人。爱情的真相却很残酷。大马河桥上，雪花飞飘。巧珍哽咽地说：“加林哥，我尽管爱你爱得要命，但知道我配不上你了。我不识字，给你帮不上忙，还要拖累你的工作……”她摇摇晃晃跨上自行车走了，狗皮褥子掉在了雪地上……
高加林和巧珍的爱情悲剧，或许一早已经注定。有文化的高加林始终想的是怎样走出贫瘠的山川，他没有对大字不识一斗的巧珍说过一句“我爱你”。而高加林接受巧珍，更多的原因或许出于他在农村的困顿。困境下的爱情，往往徒有其形而已，文化上、精神上的差异才是他们之间最大的障碍。重温《人生》，才明白一颗总要飞得更远的心，是永远无法与生了几只猪崽又死了几只这般平淡的生活丝丝入扣的。长相思，在长安，谁说美丽的巧珍不是错付了一腔痴情呢？
爱情是无常的，幸福却是真实的。对于巧珍来说，马拴的一句话“我一辈子就是当牛做马，也不能委屈了你。咱乡里人能享多少福，我都要叫你享上……”何尝又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幸福千千万，存于心而不是显于形。对于高加林来说，做了场好梦，猛摔下来，他也不该惋惜失去爱情，他的爱情不在这里。
人生可以残酷，爱情可以无果，世事可以变迁，信天游却是不灭的。没有那些痛彻心扉的“信天游”，《人生》的魅力至少丧失近半。
月光下，马车上，顺德爷回忆起年轻时候放弃的恋人，“我死不了，她就活着！她一辈子都揣在我心里……”高加林和巧珍黯然泪下。老人苍老的嗓音吟唱起《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有句话儿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悲凉入骨，催人泪下。《人生》轰动后，《走西口》、《兰花花》、《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这些动人的“信天游”也传唱大江南北。它们的原唱，就是被誉为“黄土地上的夜莺”的冯健雪。
人说“信天游”是可以“醉”死人的，这大致是不错的。即使离别了《人生》二十年，每当听见那些让人揪心扯肺的信天游，心里总会有种想哭的感觉。多少次在梦中，我们一次次回到古道西风的黄土高原上，又听见美丽善良的巧珍深情地哼唱起让人心都要裂痛的信天游：
“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
烧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
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
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
煮了那个“钱钱”下了那个米，
大路上搂柴，我了一了你。
清水水的玻璃隔着窗子照，
满口口白牙对着哥哥笑，
双扇扇的门来单扇扇的开，
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你快回来……
一个西北后生，一双渴求的眼睛，确切地说，应该是一个不安分的灵魂高家林，这是80年代每一个看过电影的人都认识的形象。他的崇拜者、城市姑娘黄亚萍觉得，这个年轻人既像保尔柯察金，又像于连索黑尔，具有自觉和盲动、英雄和懦夫、强者和弱者的两重性格。
在当年的大讨论中，多数人对这个中国的“于连”嗤之以鼻，高加林被称作一个利用女人往上爬的小人。其实，他也不过是一个复杂到相当真实的、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不甘命运的安排，左冲右突，苦苦寻找着人生的出路。悲剧命运不是他的错，觉醒和抗争也不是错，错在他无力改变的社会现实。
一些心地善良的人在把高加林骂得狗血淋头的同时，也把愤怒的子弹对准了扮演者周里京。那时周里京正处在表演的颠峰状态，剑眉星目，英俊逼人。影片中，他穿着破烂的毛蓝制服，手扶撅柄，脸上的表情说不出是绝望，颓废，不甘还是思索他把一个被人生作弄的农村青年演绎得淋漓尽致，让人们无比痛心。
影片中，当巧珍蹲在河畔上刷牙，村民们指手画脚、议论纷纷，仿佛看见外星人一样惊讶。一直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是在说，一个人若想超脱于现实是要付出代价的，高加林是这样，巧珍一样如此。她土而不俗，不知书却达理，自卑而不自贱；她爱高加林，如痴般地爱着，但绝不向爱乞求，她自始至终没有失掉自己的尊严；她恨高加林，但怨而不怒；她曾对妹妹说，“二姐没念过书，但心里喜欢有文化的人。”理想如同一个个肥皂泡，如同天空中的白云遥不可及，巧珍没有追寻理想的双翼，只有捧着为高加林纳的新鞋，流着泪水嫁给了别人。
上海姑娘吴玉芳，把这个角色演绎得委婉动人，一度成为许多青年眼中“完美对象”的标准。1985年，先天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刘巧珍”，让刚刚20岁的吴玉芳登上“百花奖影后”的宝座。那时的吴玉芳，婀娜清秀，有望星途烂漫。定睛再看时，她已经与80年代的“乒乓王子”江嘉良结为伉俪，激流勇退了。戏如其人，生活中的吴玉芳也是位贤妻良母型的女性，为支持江嘉良的事业，她甘心退居幕后，为家庭默默奉献。1997年以后，在丈夫的多次提议下，吴玉芳又重回银幕，开始接拍电视剧。
然而“巧珍”最好的青春岁月都给了家庭，如今的吴玉芳已不是当年那个让人心碎的小女子。但这一切都不重要，还有什么比手握实实在在的幸福更让人欣慰呢。
